“接合”(articulation)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不断深入思考的重要概念，也是其文化研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接合理论逐步由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这一理论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循序渐进的接受与理解：“articulation”最后被确定译为“接合”，其“连接”“结合”意义持续得到重视，其“表达”意义也受到关注。但是，追溯霍尔对该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能够发现，此理论在受到马克思、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等的影响的基础上，把策略性的“连接”与对具体社会情势的“表达”融为一体，站在文化批判立场上着力探索知识与常识的构成条件以及主导文化的建构路径等问题。“我们在接受与运用文化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化约地加以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应该将其放置到历史现场，考察其阐释‘中国经验’的有效性与复杂性。”[1]128“回到文化研究接受的历史现场考察诸多学者在接受过程中吸收的理论资源、持有的理论立场以及学术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1]128走向文化批评的“接合”理论，既要考察霍尔的接合理论的多重内涵，特别是霍尔对马克思思想的接受，又要在文化研究本土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接合”理论的复杂意义，探索其有效分析中国问题并合理阐释中国经验的可能性。考察霍尔“接合”理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在中国的接受，除了能够展示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也能够通过把握这一理论的接受症候有效推动文化批评的未来发展。 一、对文化研究概念“接合”的接受 随着霍尔著作的不断汉译，“articulation”在2000年前后存在着“接合”“阐释”“阐明”“连接”等多种译法。陈广兴在1999年汉译了《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全文并将其刊载于《思想文综》(第4辑)，其中“articulation”被译为“接合”。但是，从陶东风与孟登迎在2000年分别翻译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来看，他们对“articulation”的翻译存在明显分歧。在《文化研究》(第1辑)中，陶东风节译了一部分《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内容，明确将“articulation”译为“接合”。“它对于接合(articulation)的强调带有过分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也使我们得以把各种特殊的实践结合起来思考。”[2]52“它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考虑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考虑它们接合而成的整体形式。”[2]53但是，在孟登迎翻译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articulation”被译为“阐释”。“系统阐释包含着高度形式主义的危险。但它十分有助于我们将各种实践——这些实践阐释的矛盾并不都源于同一基础、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的具体方式同时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3]63“它们将两个相关的问题放在一块讨论，试图既思考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思考由它们构成的阐释的统一体的形式。”[3]65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杨竹山等人在2001年翻译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中。他们将在这部著作中多次出现的“articulation”译成“阐明”。“‘阐明’(articulation)是新葛兰西主义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对这一概念加以发展，用以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解释(霍尔对articulation这个词的运用是基于其双重的含义：表达、连接在一起)。”[4]这类汉语翻译的分歧，既说明霍尔的“接合”概念的意义非常复杂，难以较为全面、准确把握，也展示出西方重要概念在中国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接受难题。 当然，随着英国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并不断受到重视，“接合”(articulation)概念也随之得到深入研究，“阐释”“阐明”等译法被取消，“接合”的译法逐步成为共识。萧俊明在2002年发表的《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在确定了“articulation”被译为“接合”的同时，还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霍尔的重要贡献等作了非常详细的考察。“接合无论是从其理论意义抑或方法论意义来讲都是作为一种实践。这就是说，接合作为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种认识论的应用，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连接过程，是把关系(relation)和联结(connection)视为我们如何知我们所知或创造我们所知的过程。因此，接合不是一个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联结，而是创造联结的过程，就如同霸权不是统治而是创造和维护一致舆论(共识)的过程一样。”[5]33“articulation”是通过联系与接触形成一个新的嫁接的过程，其意义的核心在于“创造性的连接”实践，凸显从联系到接触再到嫁接的表意实践过程。这就是“articulation”不应该被译为“阐述”“阐明”的原因。“概括而言，接合概念在霍尔那里的主要作用还是为了解决‘结构主义’范式与‘文化主义’范式之间的对立，因而起的是一种桥梁作用。一方面它承认意识形态话语在塑造主体性中所起的构成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在‘话语’之外还存在一个需要被连接的世界。也就是说，接合概念本身通过连接和表达双重的强调点而将两个范式接合起来。”[5]39这一分析虽然主要受到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的影响，但还是较为准确地指明“articulation”的“接合”译法，强调其本身蕴含的转喻意义，认为不同要素根据其所面临的可能性条件，不断拆卸和组合并最终形成新的装置。 在“articulation”被确定译为“接合”以后，霍尔的接合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其基本内涵与意义从不同角度被探讨。周兴杰在2006年发表的《接合理论的诗学意涵》中指出：“一般认为，‘接合’理论，或者说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是一种话语政治。但是，在‘接合’理论的激进政治表达中，我们仍能发掘出一种潜在的诗学意涵。”[6]“接合”所承载的诗学意蕴是，它没有忽视甚至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强调主体在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以后，能够主动地思考他们的历史处境，在不盲从的同时还适当对其展开反思。与这一对“接合”的主体能动性的分析不同，陶东风在2007年受到霍尔198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的影响，认为霍尔的接合理论主要受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影响，“接合”的意义展示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articulate/articulation一词有微妙的双重意义，既意味着‘发声’‘说出’‘表达’，也指‘接合’‘连接’。运用接合/表达理论，霍尔认为：文化文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嵌入固定不变的意义，这种意义也不可能被产生者的意图所固定和控制。意义是接合/表达行为的结果。接合和表达的关系是：意义总是在被结合到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得到表达，这样，表达总是被接合到语境，也受到语境的限定。这样，文化文本以何种方式被结合到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是至关重要的。”[7]陶东风对“接合”的分析把“发声”和“连接”两个意义联系起来，准确指明接合是特定文本与特定语境的连接和结合，表达则是在经过接合之后形成的，这两个意义构成了特殊语境中的意义生产的基本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