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技术使记忆变得异常便捷，人们可以轻松保存生活中的诸多数据，甚至在默认设置下悄无声息地将数据上传至云端，并由系统巧妙分类。数据库中外置化的记忆趋向于极大压缩遗忘的空间，描绘并构建了“完整记忆”“数字城市”“数字孪生”“数字化永生”等未来蓝图①，人类似乎正迈向“遗忘的终结”②。然而，人们精心策划并选择将那些认为最重要、最感动或最想展示的内容上传至云端，无论其目的是为了记忆还是作为数字遗产，这些被捕捉和存储的数据承载着情感与意义，甚至成为人们存在于世的寄托。但令人焦虑的是，以数据存储的记忆既可能永远存在，也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③随着技术发展，记忆数据从文档、邮件、消息逐渐转变为愈发高清的图片和视频，海量的数据增速早已远超物理存储的扩容能力④，那些沉寂的“僵尸账户”、走向消亡的企业数据，或低价值的冗余信息，正被可见地系统性删除。而在不可见的层面，一种类似人类大脑的遗忘机制在持续运作：通过抑制旧记忆为新的信息腾出空间，曾经的数字记忆被推向边缘，并最终走向遗忘。由此，数字记忆不仅遗忘规模远超生物体，其运作机制更牵动着人类文明的根基与未来轨迹。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数字记忆的物质性 人类的记忆自古便与媒介深度纠缠。从石器时代的符号刻痕到文字系统的“语法化”，记忆始终呈现外置特征，即依赖外部媒介的物质性支撑。⑤记忆外置性不仅体现为物理载体的迭代更新，更指向人类认知的重构，即“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与传播，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⑥因此，媒介不仅是人类记忆的容器，更是形塑人类精神的核心纽带。 数字技术将记忆外置性推向新的维度。而数据作为记忆的重要存在形式，使记忆可以在数字系统进行编码、持久化存储与检索调用。随着数据存储空间的增长，人类的数字化记忆存储成为常态，文字、声音、画面、环境、乃至身体数据都被采集存储，成为个体数字记忆的一部分，而此刻遗忘则被视为例外。⑦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存储方式，不仅使记忆脱离人脑的生物限制，也重塑了记忆的运作机制。然而，支撑数字记忆的技术基础设施具有物质脆弱性：存储设备的损坏、信息淹没或数据删除，都将导致数字记忆的丢失。甚至在海量数字存储系统的背后，“被记忆”与“被遗忘”的过程可能正逐渐走向人类无法感知的“非人”时间。由计算机编码逻辑所构建的“数字时间”，强调技术替代人类感知，成为一种独立的体验生成方式。⑧正如“时间权力论”强调，“谁来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持续时间、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的问题，构成了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的核心领域。”⑨在数字环境中，数字基础设施正成为行使此种利益博弈和时间权力的新兴主体。记忆置身其中，其存续周期被压缩为算法评估的“时间窗口”，存续时间被“操作化”为数据流中的计算单元，于是引发人们对“时间自主性”消解的深层忧虑。⑩记忆主体性危机，在技术重构的时间秩序中逐步显现。事实上，数字基础设施已展现出独特的时间控制能力。布赫(Bucher)提出了“适时网络”，认为日益算法化的媒体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时间机制。(11)雅各布森(Jacobsen)的“适时记忆”则进一步刻画了算法如何凭借周年纪念、个性化推送等手段介入日常记忆实践，重构社会时间秩序。(12)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理论也开创性地建立了记忆技术与时间控制的关联。尽管此类研究触及了时间权力的表现方式，但仅停留于物质表象，仍未系统揭示数字基础设施运行中的记忆时间的调控机制。由此，需要理解数字基础设施中数字记忆的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究竟为何? (二)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本逻辑 当记忆脱离个体，成为数据库中的数字记忆符码，资本的运作逻辑就开始嵌入其中。资本增殖的逻辑开始驱动数字记忆生成、存续与遗忘的过程。一方面，人类一切数字记忆实践被纳入驱动数字社会发展的稀缺资源，人工智能竞争进一步放大了数字记忆的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也通过占有算法判断数字记忆资源的价值禀赋，驱动数字记忆生态的整体重构。因此，资本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技术迭代上：资本驱动的视频、图片等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得以纳入存储体系，带来海量的数据资源增长(13)；这些数据进而在资本逻辑的筛选下，被用于优化存储策略，以追逐利益最大化。其次，资本逻辑同样带来数字记忆资源的日趋集中化。在全球存储市场中，亚马逊、微软Azure、谷歌云共计占据超60％的市场份额，而该趋势在中国市场更为突出，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百度云等头部企业占据了约80％的市场份额。这种集中化意味着头部企业更深地嵌入数字记忆资源的配置体系。同时，资本逻辑可能不断侵蚀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性边界。(14)最后，技术迭代、策略优化与存储集中化，并未带来数字记忆生成、存续与遗忘机制的日趋完善。相反，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只有不到2％被长期存储。(15)在中国，2023年仅有2.9％的数据得以存储，其中40％长期静默。(16)为应对高昂存储成本，企业策略正由“被动存储”向“主动遗忘”转变。(17)这使得数据存续时长不再主要取决于社会文化价值，而是屈从于储存成本的经济理性考量。 然而，资本逻辑并非止步于此，“资本主义总有这样的冲动：加速周转时间、加速资本循环并因此使发展的时间范围革命化”(18)。在资本加速的逻辑驱动下，数据的生命周期屈从于价值变现的时间规则，数字记忆被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时间商品。“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且变成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19)由此，个体的记忆实践也经由数字记忆基础设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记忆本身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作为其载体的存储空间则成为竞相追逐的稀缺品：算法评判下的高价值记忆得以存续，低价值记忆则面临加速淘汰。最终，资本通过对数字记忆存续时间的支配，实现了对记忆时间的“暴政”。(20)以往人们对于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研究，多聚焦于技术优化与隐私安全议题，却鲜有对其遗忘规则的探讨。 (三)数字记忆基础设施的主体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