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随着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平台进行新闻内容的生产和分发，平台逻辑和商业逻辑被不断注入新闻生产的理念之中，以至于学者常江和杨惠涵预言，数字新闻“或将不再是回应公众关切、培育知情公民的公共信息档案”，而将逐渐变成“按需订制、提供快感的文化工业产品”。[1]然而，产品化的新闻并不总能博得公众的青睐，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新闻内容下毫不客气地将其并不愉快的新闻消费体验归咎于媒体的新闻选择，并以各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新闻可以不发”“实在没新闻就播天气预报”“通知联合国了吗?”…… 从表面上看，数字公众对专业媒体新闻选择的指责只是新闻选题与其需求错位的结果，但实质上，它也反映了数字媒体生态的形成对当前新闻业运作逻辑的革新。[2]Kristensen指出，数字时代的新闻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包括受众在内的新的把关人也被邀请进来，以塑造和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3]本研究旨在从数字公众对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批评这一现象出发，分析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中新闻选择的特征、困境与挑战，并从“结构—媒体—公众”的视角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深化对数字公众这一新兴的新闻生产行动者及其批评行为的理解，并探索在新闻生产实践中优化新闻选择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世俗媒体批评 一直以来，媒介批评都被视作新闻工作者与包括业内人士和受众在内的批评者之间旨在赋能新闻生产实践、优化新闻业态的一种建设性交流。[4][5]通过这种方式，新闻工作者得以与批评者就具体新闻报道案例展开对话与协商，以维系新闻专业的合法性和权威。[6]随着数字媒体生态的日益完善[7]，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赋予数字公众更多表达新闻批评的机会，即卡尔森(Matt Carlson)所说的世俗媒体批评(mundane media criticism)通过网络表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见性。[8] 世俗媒体批评使得数字公众成了监督媒体新闻生产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具有促进新闻从业者工作流程和生产常规更新的潜力。[9]过往研究认为，受立场冲突所限，世俗媒体批评缺乏一定的专业性，这可能会使新闻批评演变为针对相关话题甚至新闻从业者的谩骂与骚扰[10][11]，助长对媒体的污名化，破坏健康的网络空间秩序。[12]诚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世俗媒体批评往往只是数字公众的一种情绪发泄方式，代表的仅是个人立场，常常带有偏激且非理性的色彩[13]，但其诉求基本具有合理性[14]，且批评本身对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媒体专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此外，世俗媒体批评背后蕴含的多元行动者更加错综复杂的意图、文化偏向和价值追求也对我们理解数字新闻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15]因此，如果专业媒体在新闻生产中仍然一味地否定受众反馈[16]，那么生产的新闻内容就无法满足用户的情感卷入与信任调适需求，进而可能激化公众的新闻回避倾向，导致传受关系的松动与媒体权威的瓦解。[17]深化对这类批评的理解将有助于发挥其增益新闻实践的价值，因而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在考察世俗媒体批评时，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公众就专业媒体如何呈现新闻而提出的质疑。有研究在对数字公众的新闻批评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数字公众对新闻媒体“如何表达”新闻事件具有“符号敏感”，专业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的不当定性和所涉关系的不当阐释都可能引发数字公众的批评质疑。[18]此外，媒体在报道争议性话题时因信源单一、立场偏颇等失误导致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缺失也是激化公众批评性言辞的重要原因。[19] 在当前的社交网络平台中，除新闻表达外，数字公众对新闻的批评还集中在新闻选择上，这里公众关心的并不是新闻如何被呈现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呈现，而是具体应当报道什么。也就是说，此处公众关注的“新闻选择”指涉的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强调媒体就新闻选题做出的决策，即哪些事件或人物值得被报道，适合被置于公共视野之下，赋予足够的可见性。数字公众的新闻选择批评意味着过往被视为接受者的受众对何为新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反映了世俗观点对原本独属于新闻专业领域的话语展开的解构行动。这种对新闻选择的质疑直接向新闻组织的专业判断和新闻自主权发出了挑战[20]，甚至还会通过诸如“没有新闻可以不发”这样的迷因式讽刺表达来呈现，进而营造出一种对专业媒体不大信任的氛围。相比专业新闻从业者新闻选择的标准，数字公众对新闻选择标准的看法往往是在自身长期的新闻阅读体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随着越来越多特性各异的用户涌入数字平台，以及新闻生产的渠道不断向公众开放，影响数字公众看待如何进行新闻选择这一问题的因素也变得愈加复杂。 (二)新闻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李普曼曾将新闻媒体比喻成“探照灯”：“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21]新闻媒体这台“探照灯”探照的过程就是新闻选择的过程，新闻从业者从现实社会的各种事件中选择性地赋予特定的事件或人物以更高的可见性[22]，以向公众设置议程，建构社会现实。新闻选择既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23][24]，哪些事件能够被报道取决于记者对其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新闻生产常规和伦理规范的约束。 西方学界关于新闻价值要素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具体的新闻实践，其中美国学者希伯特和麦克道格尔提出的新闻价值“五要素说”受到国内最为普遍的认可，包括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25]随着新闻价值研究的不断推进，新闻学者也在不断重访“新闻价值”的概念，陆续扩充了后果性、冲突性、戏剧性、怪异性等新的新闻价值要素。[26][27]与此同时，受众视角也开始得到新闻研究的重视，受众对新闻信息内容的满意程度也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28]，受众的情绪、认知和体验成为新闻选择不可忽视的参考因素。数字新闻的出现更是再一次对新闻价值的概念展开了革新，“液态”的新闻实践更加强调用户的参与性，平台逻辑下新闻生产的产品化趋势则使得新闻的透明性日益凸显，而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也使得新闻的共情性得到倡导。[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