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当算法“认识”新闻 新闻是我们通达世界的神经脉络。我们总是通过它去认识着周遭世界发生的一切，然而却很少去追问，这种知识如何成为可能?这背后关乎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新闻业如何知其所知，如何阐明和证明自身的知识主张。新技术的介入构成了一个颇具自反性的时刻，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看到新闻认识论基础的动摇，例如计算证据取代新闻证据，算法判断取代新闻判断，记者的文化生产者角色遭遇危机(Anderson，2013；Carlson，2018)。正因如此，新闻业需通过新技术重新打量自身社会文化意义的形成。 过往讨论算法与新闻认识的研究，未充分认识到算法的新媒介特性，停留于两种适应性理解：第一，算法被视为一种策略性技术，新闻机构主动运用算法开展新闻活动，产生数据新闻、自动化新闻等特定知识类型(Klein-Avraham & Reich，2022；Morini，2023)；第二，算法被视为陌生的、需要被动适应的新客体，人在需求与算法主观想象上对新闻生产进行适应性改造(Vázquez-Herrero et al.，2022；龙强、冯强，2023)。但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适应，均隐含着以新代旧、守旧拒新这样二元对立的论调。本研究注意到，算法能够在不同维度、不同群体之间促进新旧知识并存与交替涌现的局面，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 算法调节的是新闻业与周遭整体社会环境，而非局部的个体经验与新闻生产环节。例如，新闻故事出现在用户微博首页的推送栏，是因为检索过滤算法使该项目可见且可互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软件、硬件的有效运行。算法逐渐成为调节大规模新闻连接的技术基础设施，用汉森的话来说，可谓是一种具有社会和集体维度调节能力的先验技术(汉森，2019：143)。 正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关切上，我们需用新视角重新理解算法与新闻认识的关系。本研究聚焦社交平台推荐算法，借鉴认知文化实践传统与技术意图理论，将算法视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理解新闻业的认知文化传统如何被算法的数据力量所渗透、更新。研究具体回应三方面问题：算法在哪些层面调节了新闻的数字流通?这些过程如何开展?如何理解算法对新闻认识论的数字更新? 二、文献回顾 (一)数字流通、基础设施与新闻认识论 新闻认识论研究传统主要偏向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它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知识是通过信息提供者及其受众在认识论系统中的关系产生的(Goldman，2011：18)。马茨·埃克斯特伦(Mats Ekström)是理论关键创新者，他提出一个兼顾形式与过程、生产与接受的框架(Ekström，2002)，而记者知其所知、宣称知识主张的方式，新闻本身的知识形式，以及新闻业与知识相关的规则、程序与秩序，都是新闻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Ekström & Westlund，2019)。已有研究采用该框架对数据新闻认识论作出理解(白红义、张恬，2024)，但这样的做法抹平了特定意义背景的差异，框架不能直接迁移到数字语境中采用。 数字信息空间使媒体渠道、信息和知识范式的扩散复杂化。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将重点缩小到“数字流通”中，做出两项突破：其一，从狭义的新闻生产扩展到整体社会环境；其二，关注新闻文本传输之外的意义和文化生产过程。这项做法不是完全否定旧的新闻形式或其流通背景，而是主张看到新旧交汇中复杂认知(Carlson，2020)。这为本研究解决新旧对立问题提供第一重启示，即呈现新闻数字流通中存在的差异知识与认知行为。 尽管机构、技术与个体行为者在流通中相互联系，但局部切片的视角不足以对认识论整体转变做出理解。基础设施视角为本研究提供了第二重启示——将新闻业作为认识论系统进行研究的整体方法(Carlson，2020)。基础设施规模庞大、复杂且层次分明，通过将自身嵌入新闻流通环节、社会和组织背景中，它在不同维度调节了新闻认识：在物质形式层面，出现了捆绑关联推送、自由浮动的片段线索等新闻形式；在时空关系层面，新闻流通超越审查的地理边界(Reese，2016)。 总结来看，新闻认识不是统一的，也并非因物理基础设施而“永恒存在”(Young & Hermida，2024)，基础设施与新闻认识论之间是生成性关系。知识形式、相关认知是在流通过程中被物质条件、文化资源不断渗透、塑造的，由此产生的认识权威“来之不易，而不是理所当然”(Carlson，2020)。 但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算法所调节的新闻流通与其他技术(尤其是大众传媒系统)存在怎样根本的差异?调节流通的核心动力究竟是什么?与此同时，新近的算法研究正展示出算法独特的自主分析与决策能力，它甚至超越人类设计者的意图，以网络生态系统的方式作用于人类感知和理解范畴，例如自动交易。这种差异在现有框架下无法得到充分解释。接下来，研究将结合认知文化研究和技术意图理论，对基础设施视角进一步改造。 (二)认知研究与基础设施 将认知研究与基础设施相结合的做法，最早源于认知文化研究的实践传统。它汲取了实践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将(认知)实践和场所相互连接的更广泛结构”(Knorr-Cetina，1999；Bueger，2015)，如图书馆、博物馆，或数据库、云计算、搜索引擎等支持知识生产的底层架构系统。然而，类似的研究多持有相似的预设，即知识优先于技术，技术基础设施只是按照文化想要的方式发挥作用，马丁纳·梅茨(Martina Merz)的观点“不同认知文化优先于不同形式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对过往研究的总结(Merz，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