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TikTok、ReelShort、《黑神话：悟空》、《原神》等中国数字内容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彰显其在促进中外信息互通、增进民心相通方面的独特潜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内容企业的出海流向与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有效地融入东道国制度、资源与市场环境，实现生态协同，因而成为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焦点。与此同时，随着具有天然跨国特性的数字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领地，以平台作为主要生存空间的数字内容企业日益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传播关键主体。然而既有国际传播研究对数字内容企业出海总体偏重静态个案分析，对其演进逻辑与动态传播特征缺乏关注。 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数字内容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为切入点，引入多维空间视角并结合动态空间效应的分析方法，系统探讨其国际化路径及演化特征。这一研究能够为理解平台化语境下的数字内容出海路径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与分析框架，同时在实践层面为优化数字内容企业出海战略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一)从“文化-地理”向“政治-经济”：平台化语境下中国数字内容出海因素的研究转向 随着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在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快速蔓延，以平台作为主要生存空间的数字内容企业日益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国际传播关键主体。平台化不仅意味着“平台企业在经济、治理和基础设施层面对互联网与应用生态系统的渗透”(姬德强，2021)，更指向数字内容的生产、分发与传播正日益嵌入多功能综合性商业平台。在此背景下，数字内容企业的出海逻辑正经历多维复杂的转型。一方面，平台的算法推荐、流量分配与商业变现机制，使内容出海不再完全受制于地理与文化因素，而更多由平台规则与用户数据等商业逻辑所驱动；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深度绑定，平台作为跨国运营的基础设施日益嵌入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中，迫使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更加重视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市场格局。 上述变化促使学界在传统文化、地理维度的基础之上，重新审视数字内容出海所涉不同国家的市场机制与政治制度，并逐渐形成两条主要研究路径：其一是个体化路径，聚焦李子柒、《原神》、《黑神话：悟空》等现象级案例，分析其在平台化语境下的叙事逻辑、话语结构与舆论场机制；其二是新近涌现的企业化路径，将数字内容企业视为能动主体，关注其在平台规则与国际市场约束下，通过市场选择、资源配置与治理模式调整，以及设立海外子公司或跨国并购等方式应对东道国市场机遇与政治制度挑战。 然而，上述研究仍存在两方面缺憾：其一，在宏观层面，对主体如何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贸易与文化圈层等多重因素之间进行动态权衡与路径切换的机制刻画仍显不足；其二，在微观层面，对具有“天生全球化”特点的数字内容企业(许晖等，2023；Shanheer & Li，2020)，其在不同区位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示范、跟随与溢出等空间关联效应(朱小梅，汪天倩，2020；李亚波，2018)仍缺乏系统性的探讨，由此制约了我们对其出海路径的整体性理解。 (二)多维空间：理解中国数字内容企业出海路径的理论视角 随着全球化推进，“多维空间”理论逐渐成为解析复杂地缘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应用于社会公共管理、经济治理等多个研究领域中(党兴华，弓志刚，2013；谢余初等，2020；屠启宇，余全明，2022)。国际化研究者基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经济贸易等维度的邻近性(proximity)构建跨越地理边界的多维空间，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揭示空间因素与变量间的内在联系及演化机制(Liu et al.，2021；Boschma & Kloosterman，2005；宛群超等，2019；孙宇豪等，2025；尹迎港，周民良，2025)。这一视角及分析方法有助于数字内容出海研究从静态个案分析转向动态、可视化的整体演化研究。通过对地理、政治、经济与文化多维度的空间化测度，并结合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企业区位选择中的集聚、扩散与溢出效应，以此理解其区位布局逻辑及其背后多维因素的作用机制。
图1 国际化研究中多维空间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构建“文化-地理-政治-经济”多维空间分析框架，对中国数字内容企业出海背后的复杂逻辑展开分析。该框架既将传统的“文化-地理”维度纳入考察视野，也将平台化语境下日益凸显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贸易因素作为同等重要的分析坐标，从而为后续的动态空间计量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一方面，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仍是不可忽视的核心维度。尽管平台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与文化区隔的限制，扩大了企业的跨境触达能力，但大量研究表明，地理距离与文化圈层的约束并未完全消解(徐美娜，夏温平，2021；方旖旎，2018；Ronen & Shenkar，2013)。作为文化传播与社会组织的重要桥梁，数字内容出海过程仍可能呈现出“亲疏有别”的情感与认同偏好，使地理与文化近缘的周边国家长期成为优先进入的目标市场(向志强，李沅津，2022；何天平，蒋贤成，2023)。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崛起的背景下，这种“趋近性”导向不仅体现为对“天然易入”市场的偏好，还可能通过示范与模仿机制在企业之间形成累积效应，从而在地理与文化空间的区域中强化集聚与扩散效应(臧志彭，赵妍，2021；徐美娜，夏温平，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