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Avishai Margalit谈及记忆的伦理时说道：“记忆是维系深厚关系(thick relations)的黏合剂，而记忆共同体则是深厚关系、亦即伦理关系的所系之处。”[1]Margalit点明了记忆在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认为记忆共享的边界即是共同体的边界。然而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众媒介的兴起使感官所触及的范围大大增加，也让共享的中介化体验跨越了地理的区隔。如汉宁·里德所说，感官可及之处划定了共情的可能范围，媒介让我们感知和同情远距离的他者成为可能，也塑造了新的共同体形态(例如“印刷资本主义”塑造了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2])。[3] 记忆、媒介、共情这三者与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息息相关，它们指向同一个伦理话题：在交织的记忆和不断中介化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共处？基于过往的理论探讨、社会实践与经验研究材料，本文将这个伦理话题化约为相对具象的研究问题，聚焦于“相互理解”这个共同生活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想要讨论：共享的记忆能否促进“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以及，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发挥影响？ 在展开具体论述前，本文将简要总结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两种互动模式，并基于已有研究定位本文的问题域。接着，通过回溯记忆理论和实践对于共享媒介记忆与相互理解的讨论，本文总结出相关论述的两个倾向：其一是Pierre Nora所说的“记忆的民主化”，或称之为文化记忆研究中的“技术乐观主义”；其二是媒介技术发展后，对中介记忆和具身记忆的二分，并认为特定形式的记忆能够促进相互理解。本文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目的还原论”的缺陷，本质上都是基于预设的目的、对特定传播途径的工具式想象。这种想象寄希望于记忆建构的形式而非内容，无法准确把握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无法为推动良善的记忆伦理给出具有生产性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英国文化研究为重点)的“接合”概念，认为应当从记忆的接合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共享记忆与相互理解，走出还原论桎梏。通过结合经验研究的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回忆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多段记忆之间的接合。一段过去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个人如何在历史情势(historical conjuncture)中调用和组合各种相关的历史知识和记忆、赋予过去以意义。基于此，本文反思了目的还原论，提出另一种面向希望的“可能性的政治”，即拥抱不确定性，将理解和误解视作交往的常态，将相互理解的事业视作意义协商的场域。这种可能性的政治呼唤研究者转换视角，回到个人，从记忆伦理的角度探索一种记忆的“受众”研究路径。 二、理论基础：记忆共同体的两种互动模式 身处同一物理或虚拟空间的个体，归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拥有各式各样的集体身份。他们的过去，以及有关历史与记忆的各种叙事，也在这样的身份交叠中纠缠在一起。这些身份、历史与记忆的纠缠影响了人们共处的模式。根据记忆叙事间的相对关系，共处的群体和个体之间大致存在两种记忆互动的模式：对立的过去阻碍共同生活，也往往阻碍相互理解；共享的过去延续共同生活，为相互理解打下基础。 对立的过去大多存在于极端事件过后的“后冲突社会”(post-conflict societies)。事件的各方亲历者各执一词，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之间往往彼此矛盾。[4]“与过去和解”是应对这类对立过去的手段，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转型正义的社会实践，例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美国的种族赔偿问题等。共享的过去则广泛存在于各种社群中，因为共同生活的人群一定存在群体身份的差异和边界，且这些不同身份的群体也必然因为共同生活而产生交集。 共享的过去为自觉的记忆建构种下了弥合裂痕的种子，成为形塑新的社会团结和更广泛集体身份的依据。例如欧盟所积极推进的“欧洲身份”和“欧洲记忆”，就是基于欧洲各国不断交流互鉴的历史。[5]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媒介化、多元文化主义等趋势推动形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共享记忆。跨国媒介集团和全球流行文化市场在其中功不可没，例如美国和中国的孩子都有看迪士尼动画的童年媒介记忆。 在这两种记忆互动模式中，对立的过去是记忆研究长期以来的主要关注点。这是因为殖民主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战争遗留了众多亟待解决的历史纠纷，在此背景下发展壮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和大屠杀研究正是记忆研究的滥觞之一。近年来，英语学界开始反思这一现状，一些学者认为记忆研究不能只是陷入对暴力、创伤、战争的讨论，也要看到过去留下的不只是伤痛，也有许多快乐的、非暴力的记忆值得深挖。[6][7]Andreas Huyssen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方之所以热衷于记忆话题，是因为东欧剧变、宏大叙事远去后西方社会无力再想象未来。[8]Ann Rigney则进一步提出，对创伤记忆的过分关注会阻碍学界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连接关系。[9]她认为具有生产性的记忆叙事和记忆研究最终都应当指向未来，关乎我们如何更好地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注共享的过去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历史悲观主义，将视野转向具有建设性的记忆建构中，打捞记忆的微光。然而，共享的过去如何影响群体身份的形成和转化？何以推动塑造新的社会连接？又或者，推崇“共享”是否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和遗忘？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