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可见，媒体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不断深化的系统工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在“系统”，而“系统”的核心在组织机制与人才。[1]这要求主流媒体在推进系统性变革过程中，必须统筹处理好中观层面的组织机制重构与微观层面的从业者能动调适这二者在变革进程中的协同关系。 纵观现有相关研究，大多从社会组织视角出发，聚焦主流媒体在技术创新、渠道整合以及体制机制重构等方面的变革路径探析，而对身处媒体变革一线的从业者的关注相对不足，且缺乏对从业者与组织变革之间内在张力的深入揭示。此种研究偏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媒体从业者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的弱化乃至忽视。研究表明，个体在组织中是有目的性的行动者。[2]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程中，系统内外“人”的认知是最关键的变量；[3]人才优势是媒体的优势核心，唯有明确“人”作为系统建构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终点，相关媒体变革才可能获得持久生命力。[4]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微观个体层面切入，以“员工变革反应”为分析视角，采用新闻民族志研究方法，深入Y市主流媒体(以下简称“Y媒体”)内部，发现媒体内部人员存在一定的“变革惰性”，即转型意愿不强、消极应对转型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倾向，并分析其具体形成机制与现实根源，进而阐释构建有助于克服从业者变革惰性、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模式与实施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组织变革与新闻组织研究 在组织科学视野下，组织是人类为实现某种共同目标，而将彼此行为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5]与家庭、邻里这类自然形成的初级群体不同，组织常被视为更具结构性与整体性的次级组织形式。随着社会发展，组织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尤其是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特征，[6]日常活动普遍处于组织之中或依靠组织展开，例如现代教育主要由学校这类组织所承担。依据组织基本定义与功能，本文探讨的媒体机构，虽然在不同时空语境下具有不同目标定位、功能属性等，但其最为基本的构成形式及日常实践均是在“组织框架”之内进行的。换言之，媒体机构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类典型社会组织。 随着组织逐渐取代个体成为社会基本单位，这一深刻变革在20世纪初直接推动了组织科学的兴起。回顾其发展历程，组织科学长期呈现出显著的“静态化”研究取向，即将稳定、常规与秩序视为组织的基本特征，而很少关注“组织变革”现象或直接将其作为例外事件排除在核心研究视野之外。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实世界日趋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组织变革才真正获得组织科学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并迅速发展成为最具挑战性意义的研究领域，受到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系统工程等诸多领域学者的探讨，最终建构起一个涵盖多元研究视角、方法与主题的跨学科研究体系。[7]步入21世纪，面对复杂多变的组织变革实践及其带来的持续挑战，组织科学研究视角发生深刻转向，逐渐由宏观组织系统扩展至微观个体层面，“员工变革反应”成为探析当前组织变革的核心视角。[8]总体而言，组织科学是以组织为核心研究客体所建立的学科，历经百余年发展已形成一个体系完整、保持高度开放性与跨学科特征的知识系统。[9]正因如此，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得以辐射至其他诸多研究领域，新闻学研究正是其中之一。 借助组织科学对新闻组织现象做出解释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第一波新闻室民族志研究浪潮尤为典型。该时期学者多借鉴组织社会学视角，从组织结构与运作维度对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展开分析。在此视角下，媒体组织被概括为“新闻工作的社会组织”，其研究焦点也多集中于组织层面用以维系日常新闻生产的“新闻常规”(news routine)。步入数字时代以来，大众传播秩序崩溃使传统媒体不得不在全新数字传播情境下展开组织变革。这一现实背景进一步激发了一系列基于组织科学视角的新闻组织变革研究。例如，Lowrey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美国报业的实证研究指出，当前新闻组织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所展开的变革实践多体现为一种“制度停滞”状态。[10]李艳红运用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框架，将新闻创新理解为新闻行动者跟随制度逻辑进行策略性选择的过程。[11]钟咏翔基于制度环境视角，揭示了舆论导向、市场风险与专业理念三股力量对中国大陆报业趋同压力的重要作用力。[12]这些研究共同印证了组织科学对于媒体组织变革现象的理论解释效力。正如尹连根与王海燕所强调的，组织社会学视角能为理解我国媒体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现实症候提供不一样的理论解释，并据此视角分析指出，我国新闻业转型本质是一种“依附(赖)性转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