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指出，“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就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发展。需要来一场职业教育科研的真革命”[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科研体系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2025年6月发布《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确立了“到2027年，有组织教科研机制基本形成”的建设目标[2]。已有研究表明，在持续十年的职业教育研究中，公办本科院校的发文贡献比例远高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双高计划”建设学校成为职业教育科研论文的主要产出力量[3]。这一不均衡格局促使我们思考大学在职教科研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德国作为职业教育强国，其大学通过设立专业化科研机构，在理论建构与标准制定方面形成了有力支撑。为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样态，并深入剖析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期为我国优化职业教育科研体系提供参照。 一、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发展的背景 德国大学的职业教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特色鲜明、持续发展的领域，源于几个关键背景因素的共同推动。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它的研究议题、发展路径和现实价值。 1.历史渊源：职业教育师资专业化的直接驱动。职业学校大规模普及与形成制度化，特别是1920年帝国学校会议确立职业学校的地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催生了系统化培养职教师资的庞大需求。大学成为承担这一国家任务的核心机构，通过设立“职业教育学”专业，将工匠、技师的经验性传授提升为涵盖职业科学、专业教学论与教育心理学的系统化学科知识。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为学校输送教师，而是迫使大学深入研究“职业”本身的工作过程与知识结构，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职业教学论”，以区别于普通教学论。培养专业师资的刚性需求，是催生并持续滋养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内生动力。 2.制度根基：“双元制”提供的品牌信誉与研究需求。德国拥有享誉世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其成功实践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德国大学在国际市场上提供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咨询、培训或研究服务，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同时，该体系自身面临的现代化挑战，如应对工业4.0对传统职业的冲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课程或与欧洲资格框架(EQF)对接，也促使大学职教研究从根本上避免了“纸上谈兵”，且始终拥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迫切的现实议题，确保了研究的活力与相关性。 3.现实压力：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在德国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政府拨款日益紧张，许多大学为谋求发展，纷纷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在此背景下，德国“双元制”模式为大学将知识转化为收入提供了绝佳机遇。无论是为外国政府提供体系构建咨询、为跨国企业定制培训方案，还是招收国际学生攻读职教学位，都成为大学新的重要收入来源。德国政府通过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项目支持此类“知识出口”，进一步鼓励了大学将职教研究作为一项兼具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战略业务。 4.社会结构挑战：弱势群体职业融入的迫切需求。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弱势群体的职业融入问题日益凸显，也成为德国大学职业教育科研的重要发力方向。一方面，移民青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让他们在职业准入阶段屡屡碰壁，难以顺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高校学业中断者面临“从学术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的衔接困境，急需针对性机制帮助其重启职业路径。此外，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技术工人还需应对数字化设备操作学习、延长职业生命周期的现实难题[4]。对此，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开展一系列针对性项目。例如，通过“企业预备培训中的移民社会差异研究”(MIDIA)项目帮助超过1200名移民青年进入“双元制”体系；借助“制造业职业专业性”(Brofessio)项目开发适老化微课程。这些科研实践让德国大学的职业教育科研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 二、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的实践样态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来源于德国教育指南《大学中的职业教育学：职业与经济教育学系/学院》2023年名录。该名录覆盖了德国16个联邦州的24所相关大学院系[5]，为本研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全景基础，具体分析见表1。 1.价值导向：服务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双重使命。德国大学职教科研体系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明确的双重定位，既服务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又扎根于产业发展实践。一方面，各机构通过研究议题设置与资源配置，对接国家发展的优先领域。例如，基尔大学将“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双重转型的核心研究框架，其数字化与可持续性学习情境项目通过开发综合性在线课程，系统推动两大战略议题的协同发展[6]。柏林工业大学成立跨学科可持续研究中心，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在高质量教育、社会责任与消费生产领域形成完整的研究谱系[7]。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则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的设立，将德国的职教经验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衔接，体现了从国家战略到全球治理的视野拓展[8]。另一方面，各机构通过制度化的知识转化机制，确保学术研究与实践需求的深度耦合。例如，哥廷根大学的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主席建立了完善的政策咨询体系，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9]。曼海姆大学通过构建“研究—实践—政策”铁三角协作模式，使金融素养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监测体系建设和课程改革实践[10]。弗伦斯堡大学则通过参与国家课程开发与职业标准制定，将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行业规范[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