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是乡村全面振兴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20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大力培养乡村人才，优化提升职业教育，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2]。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3]。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与实践者，黄炎培及其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为切入口，改进整个乡村，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这一改进方式对于当前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意义非凡。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较多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境、机遇与挑战、改革举措、行动逻辑、指标体系建构等，而从历史维度，整体考察近代中国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逻辑与实践模式的研究成果较少①。因此，鉴于乡村职业教育在乡村全面振兴和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阐述黄炎培发展乡村职业教育的认识过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希冀为发挥乡村职业教育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历史借鉴。 一、乡村振兴与乡村职业教育发展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提出的面向广大乡村、乡民的普惠性发展战略，旨在发展乡村，繁荣乡民，夯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视角来看，职业教育作为与生产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相继提出了农业合作化改造、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等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政策。每一项政策均是党和国家立足新的机遇和现实情状对乡村社会发展进行的有效指导，其中就有对职业教育提出的要求。2018年9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4]2025年1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健全涉农高等教育体系，优化提升职业教育”“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5]。这是党和国家颁布的乡村振兴规划中对于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作出的重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指出：“国家采取措施，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6]从党和国家颁布的乡村振兴规划和职业教育法令中，均可以发现国家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乡村职业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大有可为。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从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来看，职业教育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能够直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内生增长，这一理论逻辑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特殊的适用性。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人的振兴，没有人的振兴，乡村振兴如一纸空谈，人的振兴需要教育的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教育的投入。在乡村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以升学为目标，而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则能契合乡村社会实际需求，培养“在乡化”的实用人才。由此，乡村振兴为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提供了机遇，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然而，当前乡村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遭遇来自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发展的双重困境。 首先，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乡民在乡土上形成的生存共同体，具有自然性的特征。从社会学的“差序格局”理论来看，乡村社会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必须适应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而不能简单移植城市职业教育模式。一直以来，中国的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属，给人以落后、穷困、“脏乱差”等固滞印象，进而影响了乡村的发展。此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因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中国首先注重发展城市，将城市的发展定位为现代化发展的主基调，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发展呈现滞后性特征。在固滞印象和国家发展政策的影响下，乡村社会出现人才“空心化”、思想“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薄弱环节。其次，长久以来，乡村教育作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选择、教员聘任等方面均来自城市教育发展的经验，使得乡村教育“悬置”于乡村社会之上，于乡村社会发展无所助益。更甚者，由于乡村教育培养了学生思想“城市化”意识，使得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人才的“空心化”。加之，当前乡村职业教育由于偏向于“教育性”，使得乡村职业教育陷入普通教育的窠臼，成为普通教育的附庸，忽视了其“职业性”的本质。最终，乡村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功能发挥欠缺、后劲不足、培养目标偏移、反应滞后”等问题[7]。 乡村职业教育是运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优势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村振兴需要乡村职业教育有所作为，然而，乡村振兴需要直面乡村社会和乡村职业教育存在的双重困境。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曾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例如，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创办江苏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陶行知将乡村学校与教师当作改造的中心与灵魂，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晏阳初以识字教育为起点，将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创办河北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区；梁漱溟忧于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试图通过乡村建设以文化救国，创办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等。这些试验区虽然出发点和改造方式上不尽相同，各具特色，但都是希冀通过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而带动全中国的现代化，最终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其中，以黄炎培为核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将职业教育与乡村改进相结合，希冀通过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来改进整个乡村。可以说，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的有效结合是一个百年未竟的历史性课题，因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立足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背景，回溯黄炎培转向发展乡村职业教育的认识过程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是一个不可避开的历史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