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职业教育课程文化资本对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其社会流动具有重要价值。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发挥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1]。职业院校在政策话语中的价值表述，强化了职业教育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关键地位。但政策目标向育人实效的转化，在于职业院校如何解决好“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为此，职业院校将宏观育人追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育人实践，需要通过课程这一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单元，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质量的底层把关。英国学者凯利(Kelly)将课程定义为，“学生在学校提供的教育条件下所接受的整体经验”[2]。他强调个体在教育情境中从接触经验、内化吸收经验到主动建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的综合性过程。在社会学视角下，课程是学习者的社会化工具，让个体习得谋生技能与社会规范的同时，也通过相应社会地位的赋予，增进个体对所处社会的认同感[3]。从课程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来看，课程既是“经验”，又是“社会化中介”，既能够促进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个体经验获得，也能帮助个体主动内化社会经验，进而实现人的社会化。 职业教育课程是围绕职业技能与职业能力形成的整体经验。它既具有课程的一般特性，又有基于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鲜明个性。一方面，职业教育课程的经验内容主要以职业技能为主，承担着技能训育的显性功能；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课程通过实践知识的传递，帮助学生取得相应社会地位，塑造着学习者的认知模式与文化身份。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指出，中产阶级文化往往将知识与文凭视为实现个体阶层跃升的工具；而工人阶级则更强调理论的工具价值，认为其依附于具体的生产实践上[4]；也有研究发现较高阶层的学生更容易选择STEM等领域的课程，以便通过课程学习获得更有利于未来职业发展的机会[5]。这些倾向导致了职业教育课程的一大“价值困境”，即相对于普通教育课程中的知识生产，以实践性为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所孕育的知识也就更容易落入“低阶级”的话语囹圄。这种困境源于教育对社会阶级的划分机制，其实质是通过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资本传递，完成群体社会地位的再生产[6]。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大多来自底层弱势家庭，但在他们毕业步入社会后，其社会经济地位总体处于中上阶层，其中“中上层”与“上层”的占比分别为27.98％和30.14％[7]，这也说明了职业教育课程文化资本传递仍具有生产性，能够帮助学习者实现阶层跨越。 职业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价值主要通过课程这一核心载体完成，因为课程的经验本质使其成为知识传递与能力建构的中介平台。它能够将社会流动所需的文化资本要素转化为学生可获取、可内化的资源，进而实现从外部供给到个体发展的跨越。尽管职业教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具有更“高级”意味的理论知识体系边缘化，但课程所承载的缄默性知识也是特定场域中具备价值的一种文化资源，为劳动者在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中创造了阶序突破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指出要注重职业教育课程承载的文化资本，进一步发展“中间阶层”[8]。但文化资本在职业教育课程中是如何被学生获取，并转化为伴其一生的流动凭证的微观过程尚未有学者阐明。当前职业教育课程研究多聚焦于课程内容的知识选择[9]、课程开发的职业底色[10]等方面，对课程的社会学分析，特别是文化资本的效能发挥机制还鲜有涉及。为此，本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将职业教育课程视为广义上的经验系统和阶层流动工具，并借助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职业教育课程中的文化资本价值，及其效能释放的逻辑理路；同时剖析实践中职业教育课程中文化资本向学生能力转化的现实困境，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职业教育课程文化资本赋能学生成长的实践路径。 二、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理论为研究职业教育课程促进个体社会流动提供了适切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帮助我们打开职业教育课程文化资本效能释放的“黑箱”，从而为强化职业教育课程的社会性效能提供新思路。 (一)文化资本理论的基本观点 布尔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剧烈转型的语境中，它揭示了教育系统在文化再生产与社会流动中的枢纽作用，以及教育如何将社会不平等转化为“天赋差异”或“文化修养”的假象。布尔迪厄认为，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能在特定场域中成为行动者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而合法化的文化形式和品味标准则是场域下被争夺的资源，这些资源概念即文化资本[11]。他的社会炼金术隐喻就揭示了文化资本运作的核心机制，即通过将一定文化标准转化为普遍价值，教育系统也随之完成了社会特权向个人才能转变的魔术，这种转换使得文化资本持有者能够将先赋性优势转化为自致性成就。但文化资本不是单向度的固化范畴，它有不同维度的表现形式，不同形态下的文化资本交汇形成了个体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区分为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三重形态，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又各自具有其独特内涵。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呈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表现为图书、工具、机器等文化商品，它们是文化印记、理论载体或问题批判的具体体现；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以客观化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12]。总而言之，文化资本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分析文化资本积累的视角，使研究者可以通过探究特定场域之下的教育内容内化为学生个体活态文化资本的微观机制，对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潜能进行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