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改革中的关键举措，与普通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共同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格局，正以开拓性姿态嵌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图景。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部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转型以来，历经《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的纵深推进，直至《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与招生规模”，针对职业本科政策的演进轨迹清晰勾勒出职业本科教育从局部探索到系统深化的发展路向。截至2025年3月，获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达到60所，其中民办院校23所，公办院校37所，职业本科教育迎来了提质扩容的新阶段。但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生事物，职业本科教育由于起步较晚，在国家政策支持、类型定位、身份认同等方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亟须突破传统模式束缚，走出一条类型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1]。在这场教育变革中，多元主体诉求的差异性、角色功能的复杂性，以及利益分配的竞争性交织构成制约改革效能的关键因素。既有研究虽然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多元主体“共生逻辑”与“共赢路径”的关注仍显不足，亟待进行理论重构与实践突破。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其对复杂系统中多元主体的动态关系具有解释力，成为分析此类问题的适切工具。鉴于此，本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剖析并界定，明晰各方权责利关系，深度分析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困局，并为寻求破解发展困局的突破路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技术指引。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中的适切性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对传统“股东中心”的批判性超越，其理论构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治理范式转型。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企业的成功并非仅依赖股东的单一输入，而是要靠包括股东在内的多方主体协同作用。有学者进一步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将其界定为“能够对企业目标实现产生影响，或被企业目标实现过程所影响的团体与个人”[2]。组织的目标绝非单纯组织个体的简单映射，而是嵌入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多重博弈均衡的结果。换言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并不依赖单一主体的利益追求，而是需要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整合各方利益诉求，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3]。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科层级，职业本科教育既不是普通本科教育的“技能简化版”，也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历升级版”，而是以“高等性底色”与“职业性特质”为显著标识，形成“学术性与职业性耦合、教育链与产业链对接”的独特治理生态，其治理结构呈现更加复杂的主体多元性、利益交织性与目标复合性等特征。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企业作为产业需求方、学校作为育人主体、学生作为发展主体、教师作为教学活动实施方、家长、媒体等群体作为价值共享者，共同构成环环相扣的治理网络。这一治理格局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揭示的多元关系网络构建与动态利益整合形成天然适配，使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该理论落地的独特场域。理论适切性的深层逻辑，在于职业本科教育的内在规定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核的双重契合。 从价值论维度观照，职业本科教育的公共价值属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多元责任观形成本质共鸣。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公共教育产品，其存在价值不仅在于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更在于服务国家战略的类型化功能。通过培养“精技术、善创新、能协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破解产业升级中的人才难题。职业本科教育的运行本质是“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全要素耦合过程，内在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聚合，形成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交织：政府的制度供给需要平衡教育公平与产业效率，企业的资源投入需要考量人才储备与成本收益，学校的办学实践需要协调学术标准与职业导向，学生追求学历文凭与职业能力的双向增值以增强职业发展韧性，这种多维度的价值张力，恰恰需要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倡导的多元责任网络予以调和，彰显其作为公共教育产品的类型化价值。 从方法论维度审视，职业本科教育的协同治理特征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多元共治理念形成共鸣，这种共鸣本质上源于其作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高阶性治理需求。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治理规范，又要契合职业教育的产业逻辑，这种双重合法性构建必然要求打破传统线性治理模式，构建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生态。在专业标准制定过程中，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企业行业的跨界对话；在课程内容优化过程中，需要学校教师与企业的协同设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需要政府政策、企业资本与学校智力的有机整合。这种将个体资源嵌入利益相关者互动网络的治理模式，在职业本科教育场域呈现鲜明的层次特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动能；企业从教育旁观者转变为价值共创者，将人才培养纳入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深度参与培养方案制定、师资队伍建设等过程；学校从知识传递中介转型为生态建构核心，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促成政府政策资源、企业技术资源与学校智力资源的有机流动与协同转化。这种治理范式的独特性，既回应了“多元关系网络建构”的理论主张，更因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不再是简单的多元参与，而是基于“高等性”与“职业性”双重属性的深度共治，通过多元主体诉求的制度性整合、资源的立体化配置、冲突的市场化协调，最终形成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内生发展动力，为破解职业本科教育中类型定位、校企合作、社会认同等难题提供了精准的方法论路径。 (二)职业本科教育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划分与诉求解析 在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和界定中，美国学者提出的评分法比较常用。根据其观点，利益相关者类别需要从以下三个属性进行分析：一是合法性，利益关系具有合法的来源，即某一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和道德上的意义和认可；二是权力性，利益关系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三是紧迫性，利益关系具有紧迫感，即某一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组织管理层的关注。对上述三个属性进行评价分析后，利益相关者被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即具备全部属性的群体；二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即具备两项属性的群体；三是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即只具备一项属性的群体。在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包括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型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