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立足“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定位，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复杂的宏观背景下，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既延续了“十四五”时期的战略脉络，更构建了应对风险挑战、破解发展瓶颈的核心抓手。与此同时，全会锚定“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将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列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第一要务，深刻直面当前“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的现实挑战，彰显了发展与民生协同推进的战略智慧。这一战略部署本质上揭示了新时代发展的核心命题：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需要实现动态协同的有机整体。为此，全会明确提出双重路径：一方面，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发挥新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降低新技术替代的短期阵痛，着力破解就业技能结构性矛盾。基于此，本文聚焦新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动态过程，探究技能培训响应的政策优化策略，旨在为推动新技术从就业的“替代者”转为高质量就业“催化剂”提供参考。 一、新技术对就业的综合影响 人工智能(AI)作为当前新技术的核心，通过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使数字技术从“执行指令”转向“自主决策”。AI和其赋能的数字经济平台，在提升生产率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伴随着自动化技术(如工业机器人)对传统劳动岗位的替代性风险，带来了就业技能结构问题。 (一)宏观层面 从技术演进的长周期视角观察，关于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宏观预测延续了历次工业革命中反复出现的“技术替代就业”焦虑范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预言，百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必将提高4-8倍，人类每周劳动时长将缩减至15小时[1]。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其针对劳动者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力的经济重要性将持续下降，机器对工人的替代趋势将不断加剧，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存在能够吸纳全部就业意愿者的新兴行业”[2]。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1964年的论著中也预测，到2014年“被迫闲置的社会中人类如何应对无聊感”将成为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之一。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预言，已经被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发展所证实[3][4]，但关于人类可以不劳动的预期却没有实现。跨时空的史料考据与数据分析证实，技术变革对工作形态演变具有决定性影响。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替代型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直接导致工人薪资停滞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5]。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技术进步双刃剑效应”理论框架，其核心逻辑在于劳动者技能结构与技术迭代需求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对2023-2027年全球就业趋势进行了预测，指出技术进步与应用正从工作方式、内容及技能需求三个维度重塑就业市场，在催生新岗位的同时对传统职业形成替代效应。报告量化预测显示，未来五年全球将新增690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有8300万个岗位面临淘汰，净减规模达1400万[6]。而2024年第25届IT市场年会上，赛迪顾问预测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并指出在智能化浪潮下，AI会取代中国8500万个岗位，而技术进步及机器与人劳动关系的变革，将同时创造9700万个新岗位，对应净增1200万个岗位[7]。技术资本价格下行与常规任务型职业的替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就业周期振幅扩大的现象：技术变革虽短期内对就业市场形成冲击，但长期将通过经济结构重塑创造新的就业空间[8]。已有宏观预测相悖的结论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了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复杂性、阶段性特征，既存在短期替代效应引发的就业结构调整，又蕴含长期创造新型就业形态的潜力。 (二)中观层面 虽然宏观预测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岗位有“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之争，但当新技术向全产业渗透时，低技能岗位的可替代性与技能升级的滞后性形成叠加效应，致使中观层面呈现“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的阶段性特征。 1.人工智能岗位需求增长有限。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8万人，其中约57％(683万)分布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9]。然而，根据智联招聘和前程无忧两家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原始数据，在2019-2023年分行业(中类)人工智能岗位需求测算基础之上[10]，进一步合并行业(大类)岗位需求占比并进行差分计算可以发现，2019-2023年全行业人工智能岗位需求占比仅增长0.03％，增幅有限。其中，与新技术更直接相关的行业(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的人工智能岗位招聘信息占比从2019年的33.67％下降至2023年的25.00％，增幅有所放缓。 2.累积效应以就业破坏为主。随着我国数字技术加速迭代和广泛应用，新技术替代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破坏的岗位在数量上多于新创岗位，工人转岗后的工作比转岗前质量差[11]。利用统计体系中的数据模糊估计就业创造与破坏的规模后，有研究指出，2010-2012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创造累计310万，但从2013年起就呈现出就业破坏，至2023年累计就业下降4419万，2010-2023年以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就业创造到就业破坏的过程，累积影响以就业破坏为主[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