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每个县(市、区)都要重点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教中心(中等职业学校)”，县级行政区已成为我国中职教育事业推进的关键载体。2022年，全国已基本实现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中职，县域中职学校占据中职学校总数的“半壁江山”[1]。但随着经济转型与社会制度改革的推进，中职教育逐渐陷入发展困境，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面临普职分流下的生源结构、类型教育下的学校功能、产教不畅下的就业市场等多重困境。以西部S省为例，截至2024年底，中职学校所在城市、农村、县镇的所数占比分别为60.7％、6.6％、32.7％，县域中职学校在“空小散弱”学校拆并中数量明显下降。再加上自2022年全国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以来，学龄人口下降趋势将日益显现。根据统计数据测算，在2031-2034年间，各省中职生源将到达高峰并在随后若干年快速下降，2035年，27个省份中职学校数量会下降至2024年的40％—95％不等，西部省份尤其明显，因生源快速萎缩导致的办学塌陷和教师安置等问题可能随之出现或加剧[2]。 从县域中职学校面临的多重挑战分析，在学理层面，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正历经从外部竞争到学理质疑的转变。在理念层面，对中职教育必要性的否定，其影响比招生难、生源质量欠佳等因素更为深远，极大地冲击着中职教育办学[3]。在生源与质量方面，县域中职受学龄人口减少、人口外流影响，中西部湖北、甘肃等地为完成指标降低录取标准，导致生源基础薄弱，学生普遍存在学业基础差、行为习惯不佳、价值动力不足问题，且流失率高[4]。在资源配置方面，县域中职生均经费普遍存在不足情况，西部县域尤为突出，甚至难以支撑实训设备更新与校舍维护[5]，硬件资源“闲置与短缺并存”现象[6]。师资结构失衡，优质师资难以进入中职教育，“双师型”教师占比低，缺乏企业实践经验，与职业教育“技能导向”脱节。在办学功能与定位方面，县域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脱节严重，专业趋同，80％的县域中职开设计算机等传统专业，与县域主导产业适配度低[6]，专业调整滞后，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7]，与此同时，县域产业以小微企业为主，无法提供高质量实训资源[8]。在专业服务产业经济方面，研究表明，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发展无显著影响，但反之人口越多、离市区越远，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越佳，此外，县域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中等职业教育有促进作用，不同经济水平条件下县域经济对中职教育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6]。 从县域中职学校采取的行动策略分析，一些县域中职更加立足职业基础教育作用，把升学设定为中职生的核心“出口”，并通过“3+2”“3+3”“3+4”等渠道拓宽升学“入口”，上海、福建等部分地区中职学生升学比例已高于75％和80％。一些县域中职面临生源减少，主动扩大办学功能和服务群体，跳出传统关注“生源存量”的办学思维，开展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定制化培训，以及面向社会的老年教育、职业体验教育、转岗培训等[9]。一些县通过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下沉县域中职学校，形成优质高职、县域中职、县域企业联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激发县域发展核心动力。 我国县域中等职业教育既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又蕴含复杂的生态与发展脉络。2025年《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出台，要求进一步加快推动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协调发展，促进县中振兴[10]。有关县域中职学校的发展计划虽然在文件中未直接提及，但通过在充分利用义务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闲置资源举办普通高中以及开展综合高中建设试点，探索建立强化职业技能、支持多样选择的育人机制两处，侧面明晰了对于中职学校资源以及发展方向的安排。对于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而言，人口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更涉及人口自身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产业化”对职业教育功能、形态等的影响[9]。上述研究对县域中职学校的行动困境与策略分析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探讨多停留于在地化分析的经验层面，研究者侧重从具体实践层面分析并提出行动措施。这类经验层面的讨论虽能为深度挖掘困境成因提供些许指导，却未必能跳出问题现象层面总结背后的行动逻辑。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引入新制度主义理论，对西部县域中职学校资源配置的行动逻辑成因展开案例式剖析，以期为学龄人口减少背景下我国县域中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框架 新制度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根据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可以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其特点是在解读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时，聚焦制度的属性及制度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凸显制度因素的解释价值[11]。这些理论流派，共同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经济人”为逻辑起点，秉持“工具理性”逻辑，认为人与制度存在互动，相关者会依据自身知识与行为偏好，以利益最大化为动机，通过“理性计算”做制度选择，其研究对象包含经济、政治现象等，在解释制度起源、效果及稳定与变化时，焦点均在谋求效应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身上[12]。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塑造并制约行为的脉络，特定时期形成的制度会带有持续特性，且对后续社会现象产生作用，其核心概念为“历史”与“脉络”，最核心的分析范式为“路径依赖”，即制度制定会受既有制度与历史惯性作用，注重有意义行为和结构脉络的相互影响，其首要特征是以制度模式和形态为核心解释社会现象，另一特征则是将制度看作历史的产物[13]。社会学制度主义提出，个人与组织唯有契合社会规范要求的制度环境，方能获得大众广泛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该理论坚持“社会适应逻辑”，突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从微观、中观层面对制度主义的解释，形成侧重宏观层面的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既涵盖正式的规则、程序与规范，也包含为行动构建“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道德准则及认知方式[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