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迎来发展和应用的高潮，世界主要大国都从战略高度看待人工智能，视其为影响大国实力的重要基础。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高度重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将人工智能战略嵌入联盟体系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联盟合作谋求三步走，即由区域国家安全合作奠定基础、实现跨大西洋的规则整合，最后争夺全球人工智能霸权，逐步形成技术—规则—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联盟控制体系。在不同的联盟关系中，美国倾向于使用差异化的联盟管理方式。美国最初主要通过区域性安全合作将人工智能嵌入联盟合作议题。2022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将人工智能纳入关键合作领域，启动“QUAD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工作组”，聚焦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韧性以及海事安全中的联合应用，意图减少对华人工智能依赖，强化“印太”地区技术协同与战略威慑能力。①此后，美国推动与盟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规则整合，以期占据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2023年5月，美欧通过“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推动跨大西洋人工智能标准协调，重点解决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和新兴技术风险问题。②美国还谋求系统性强化人工智能联盟领导权，明确技术霸权目标，加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渗透。2021年3月，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发布最终报告，强调加强与盟国、伙伴间关系，以“制定民主价值观导向的技术标准”，③试图打造人工智能霸权。为什么美国在不同人工智能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联盟管理方式，即有时对盟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权力强制方式，有时则采取利益协调、制度约束或权威引导方式?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集中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如何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联盟管理。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围绕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联盟管理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从人工智能对联盟关系的影响、美国与盟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合作、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国竞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人工智能对联盟关系的影响 现有针对人工智能对联盟关系影响的研究，主要从技术、安全、规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技术方面，一些研究认为在联盟框架下开展人工智能合作，能够促进美国及盟国各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实现联盟体系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整合。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能够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被国家用于社会控制和权力政治的再生产，从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④如美国在进行人工智能联盟构建时倾向于选取与自身价值观相近的“民主国家”，⑤这将推动技术合作的意识形态化，巩固美国的联盟关系。 安全方面，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能够促使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战略变革，维持美国联盟体系在军事上的领先地位。有研究认为北约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其威慑和防御能力，优化北约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提升北约的联盟凝聚力。⑥也有研究强调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对比，从而塑造美国及其盟国的偏好和身份认知。⑦不过，人工智能在安全方面对联盟关系的影响也存在技术安全隐患。如人工智能将推进数据便利化、权力分散化和治理多样化，⑧其滥用也可能为恶意敲诈、政治抹黑、推卸责任提供辩护借口，⑨这些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使得美国与盟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更加谨慎。 规则方面，学界高度重视美国与其盟国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动向。相关研究认为，美国联合盟国构建人工智能联盟不仅有利于确保其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也能够塑造西方国家共识、缩小联盟体系内技术治理的规则差异。⑩规则制定的优势还能够转化为国家权力的优势，美国正是基于其数字规则的投射力量来增强数字技术霸权。(11)然而，尽管美国注重借助盟伴体系以获取在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但美国与盟国之间在人工智能规则和标准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例如，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人工智能监管规则维度、监管程度以及监管领域的政策存在显著差异。(12)总之，美国能够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共享、安全升级和规则主导来强化联盟关系，但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存在加剧数字鸿沟、算法滥用、规则差异等潜在风险。 (二)美国与盟国的人工智能合作 美国非常注重与盟国的人工智能合作。针对美国与盟国人工智能合作的原因解释主要存在对华竞争、霸权护持和价值取向三种观点。 对华竞争观点的相关研究将美国与盟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主要归因为寻求对华科技竞争的相对优势。有研究认为，美国与盟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的目标在于巩固自身技术领导地位，推动对华技术“脱钩”，甚至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竞赢中国的目标。(13)美国必须保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科技联盟的实际收益，能够部分或者完全抵消科技联盟因为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和放弃中国市场而承担的机会成本。(14)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美国对盟国的战略协同需求增加，甚至不惜向盟国施加压力以换取战略追随。而盟国也会根据自身利益需求来决定对美国的追随程度。(15)对华竞争观点构建了“技术竞争—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将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置于大国博弈逻辑之中，揭示了美国将人工智能作为大国竞争工具的原因。但这一视角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简化了技术合作形成的复杂动因，过度强调竞争优先的单一逻辑；其二，现有解释较多关注美国在技术领域对华遏制的主动性，对美国的对华竞争态度分析有所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