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由国际主义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支撑美国与欧洲，以及它们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安全同盟体系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理念，使得美国的同盟体系或者是“西方”概念具有安全共同体的性质。①美国和欧洲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2025年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美欧之间不仅重现关税战、北约军费分摊、退出还是坚持《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争端等特朗普1.0时代的“老问题”，又增加了美俄直接商谈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将欧洲和乌克兰边缘化，以及争夺定义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新矛盾”。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首次访欧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称“欧洲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等外部因素，而是欧洲自身内部对其‘最基本价值观’的背离”。②美欧之间不仅在经济自由化、多边主义、集体安全等领域出现矛盾和对立，甚至在何为西方的“政治民主”和“自由”理念上也发生路线之争。这种西方“内战”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曾经共同主张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濒临碎裂。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否定，使得这一西方共同支持的秩序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萎缩至以欧洲为主体的“美国外”西方地区。 关于自由国际秩序萎缩的原因，现有分别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和特朗普个人层面的两种解释：第一种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角度出发，认为美国自身实力下降和战略重点转移是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的结构性原因。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科技优势的相对丧失令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均出现战略焦虑，美国已不再是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保障欧洲安全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和自由国际秩序渐渐变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③。特朗普开启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后，将边界安全(主要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安全)和太平洋地区视为优先事项，依旧“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再继续“专注于欧洲的安全”④。但这种体系和结构层面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拆解自己的盟友体系，不以联合欧洲及日韩等盟伴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 第二种解释着重分析特朗普个人因素。特本人并不信赖自由国际主义，而是笃信保守的美国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American Nationalism)，偏好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认为仅靠不受价值观约束的实力便能实现和平，不愿意为了承担维护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责任而让美国国家利益受损。⑤美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特朗普却认为美国遭到了这一秩序的“反噬”，为此要终结美国的“例外主义”⑥。特朗普个人推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其对外政策理念是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多边协议都是对美国的约束。⑦但这种论点过于单薄，不能揭示特朗普能够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得以落实其有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传统的理念的美国社会根源和政治组织性原因。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这种专注于精英领导者的分析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洲也出现了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等与特朗普相似的克里斯马式人物，但欧洲整体对外政策走向和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态度却并未出现美国式的变化。 本文致力于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种意象”，以“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的逻辑，从国家内部结构出发，⑧观察和解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萎缩的原因。不同于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反思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对其外交政策负面影响的论述⑨，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变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政党政治层面的差异，导致美欧在是否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和理念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进而导致美欧关系裂痕和自由国际秩序的局部坍塌。如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共和党民粹化已导致美国稳定两党制崩溃。⑩经历了所谓“金里奇革命”、茶党运动和特朗普主义，原为主流政党的美国共和党变为具有典型右翼民粹主义特征(极端民族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和拒绝党派妥协)、反对传统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民粹主义政党。民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代表该思潮和部分民众诉求的领导人能够上台执政。这就需要民粹政党能够在选举中击败持自由国际主义信仰的主流政党，赢得多数选票。美国两大主流政党之一的美国共和党被民粹主义“俘获”，放弃主流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变身为一个民族主义保守民粹政党，这与法国、德国和欧盟等主要欧洲政治体中的主流政党或党团仍然“坚守”在位，是美欧同时面临民粹思潮冲击，但对外政策却表现各异的原因，是中观层次导致自由国际秩序碎裂的决定性国内政治因素。 二 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定义及面临挑战的辨析 “自由国际秩序”概念的发明者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将“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观”归纳为五套理念，分别是开放与贸易、规则与制度、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团结、合作安全和进步的社会目的。(11)不过，戴维·莱克(David Lake)、丽莎·马丁(Lisa Martin)和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三人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2021年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特辑专刊文章《对自由秩序的挑战：〈国际组织〉的回应》中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概括要比伊肯伯里带有意识形态“美瞳”的总结更具学理客观性和批判思维：“自由国际秩序”虽然强调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但“自由秩序”并不等同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因为19世纪的“欧洲协调”和1648年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也同样讲究规则、规范和程序礼仪。(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