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作为《圣经》中三个重要的原始思想代码,罪、罚与忏悔不仅构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启示宗教的核心教义,而且奠定了基督教道德以及受其影响的现代西方道德——尤其是康德式的现代义务论道德——的基本框架。人们普遍相信,一个人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人们觉得他犯了罪,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应地,惩罚的目的也是要让犯罪者或罪犯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罪行,或者说唤起他的内疚(schlechtes Gewissen)或“罪感”(Gefühl der Schuld),并且为自己的罪而忏悔。一旦达到这种效果,那么罪犯就可以获得宽恕,甚至重新得到拯救。由此可见,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道德上,罪、罚和忏悔都形成了一个完美自洽的逻辑闭环,似乎人类社会的一切道德现象,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道德行为,都可以放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来解释。 然而,从尼采的视角来看,罪、罚和忏悔的逻辑闭环恰恰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虚构,因为它不仅在罪与罚之间预设了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即罪是原因,罚是结果,而且伪造了自由意志和良知等超验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并且将其视为道德的起源。不仅如此,从实践上看,这种逻辑闭环导致了一种极端的宗教和道德禁欲主义,并且敌视和否定人的尘世和真实生存——一切有限的尘世生活都是有罪的,都是不值得过的。有鉴于此,尼采哲学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澄清道德的真正起源,并且最终恢复“生成的无罪”(Unschuld des Werdens)。在《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后期著作中,尼采通过谱系学的方法分析和追溯了基督教的诸多核心思想的起源,而他在该书第二篇“‘亏欠’‘坏良心’及与此相关者”中所批评和解构的对象正是基督教和现代道德中关于罪、罚和拯救的这一根深蒂固的逻辑闭环。 尽管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对当代伦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绝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都是该书的第一篇论文和第三篇论文。相比之下,学界对第二篇论文的探讨并不够充分。这或许是因为第二篇论文的论点过于反常识,而分析和论证也显得过于独断和简略。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梳理和重构第二篇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论证思路,并由此澄清欠债、惩罚与内疚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谱系学与起源的“去目的论化” 提到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谱系学的具体含义。在尼采的哲学中,谱系学的对立面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目的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传统宗教和道德学说。谱系学的词根“谱系”(Gene)原意为“起源”或“开端”(Urspring)。在这一点上,谱系学和形而上学目的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因为后者也一直将对“起源”的追问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①但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起源”则变成了一种“本原”(Prinzip),而本原进一步变成了一种永恒、绝对和超验的真理、意义或价值,并且因此成为目的论意义的终极“目的”(Zwecke)。无论是宗教或神学意义的神,还是道德意义的至善或道德法则,都是可以追溯到形而上学目的论意义的“目的”。但在尼采看来,形而上学目的论完全颠倒了“起源”的含义——“起源”原本是一种时间性或历史性的开端,却变成了一种超时间、超历史的永恒“目的”。(cf.Foucault,1984:77-79)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指出: 整个目的论的基础就是将后来四千年中的人视作永恒的人,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从一开始起就自然而然地以这种永恒的人为发展方向。然而,一切都是形成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事实,正如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一样。(尼采,2008:20)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通过谱系学的方法试图将道德领域中的善与恶、罪与罚、忏悔、自由意志和苦修理想等观念“去目的论化”,将其追溯到一种非道德、非形而上学意义的“起源”或“开端”。对于尼采来说,起源或开端完全是一种时间性或历史性的“偶然”,并不蕴含任何目的论式的目的或本原,即超验真理、意义或价值。反过来说,任何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的本原或目的都是人作为权力意志的创造,甚至是虚构。尼采批评说,“历史感”(historisch Sinn)的缺乏是所有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 就道德而言,尼采强调,任何所谓的道德价值、规范或法则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间和情境中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时过境迁,人们似乎对于这一道德价值产生了路径依赖,忘记了道德价值的真实起源,并且误以为它是一种超历史的绝对真理或价值。与这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针锋相对,尼采的道德谱系学的主要任务则是反向地追溯这些道德价值在历史中的被创造、积淀以及不断地被再创造和再积淀的过程。 当然,尼采的道德谱系学考察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理智兴趣,而是带有强烈的心理治疗意图。尼采的心理治疗的对象当然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基督教和受其影响的西方现代道德学说所教化甚至“规训”出来的人。作为一种生命或存在物,人同其他的生命存在物一样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当然,在尼采哲学的语境中,权力意志并不是像字面上说的那样被简单地理解成是一种追求权力的意志或欲望,而是意味着一种阐释、一种创造意义或价值的活动。用尼采后期遗稿中的话说,“权力意志进行阐释:一个器官的形成过程中,关键就在于种阐释(Interpretation);权力意志界定、规定了各种等级、权力差异。”(尼采,2007b:164)而且,权力意志的意义或价值创造的这一根本特征不仅适用于人,而是适用于一切生命,就连无生命物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例外。(cf.Engelhardt,1985:501-505;Williams,1996:454)但是,人的致命危险在于,他会将权力意志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被创造出来的意义或价值同创造意义或价值的活动,分离开来。人不仅把被创造的意义或价值固化、静止化和抽象化,而且把它当成是一种超时间、超历史的绝对和永恒真理。更有甚者,人还会用被创造出来的意义或价值来否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活动本身。也就是说,人意识到生命是时间性的,是偶然、生成和变化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因此认为人的有限生命和尘世生活是无意义的。显然,这种自我否定式的虚无主义恰好表明了人的病态和败坏。“倘若一个动物、一个物种、一个个体丧失其本能,倘若它们选择、偏爱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那么我就称其为败坏。”(尼采,2017:9)正因为如此,尼采才认为,“人是最失败的动物、最病态的动物,他最危险地偏离了自己的本能。”(尼采,2017:18)在尼采看来,这种虚无主义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目的论以及基于它的传统道德和宗教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