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①，中国人伦理生活的突出特点是讲究人情与体面。在民国时期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文学家们就有“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②、“面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之一③等代表性论述。后来，社会学家也参与到这个话题，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区分并将日本人的性格归为后者之后④，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则指出“耻感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在乎“耻”深受中国文化重视“名”的影响⑤。强调内心的耻感与注重外在的名声似乎可以看作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伦理生活中的名声观念由此浮现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就此指出，中国人“关心今世生活，舍此除好名声以外别无所求”⑦。赵奎英在考虑“名”的整体内涵的基础上甚至断言，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重名主义’，存在着把‘名’神圣化的倾向”⑧。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成立的，却有待进一步澄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伦理生活中的“重名主义”有多“重”?只是单纯注重外在的名声吗?以之为内核的中国文化何以区别于“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对此，文学的议论和社会学的考察似乎已难以深入⑨。我们有必要将名声观念作为中国伦理学的一个关键词，进而溯源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声观念，才能正本清源，从理论上澄清上述问题。 孔子的名声观念隶属其“正名”思想。由于“名”的内涵不同，“正名”就有正名言、正名分和正名声的区分⑩。学界对前两种“正名”讨论较多，对正名声的问题则措意不足(11)。总体而言，孔子对名声问题有一段总括性讲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12)皇侃释曰：“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为君子者，正由我为有仁道故耳。若舍去仁道，傍求富贵，则于何处更得成君子之名乎?”(13)由此可知，孔子对名声持肯定态度，但名必须符合实，君子之名的实就是仁。故朱子注：“言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所成其名乎?”(14)就此来讲，孔子对名声既有所看重，又严格省察。以下将顺这一思路疏通孔子的名声观念。 一、人应当直面名的问题 名声因评价而生，这主要是指社会共同体中一个人或团体受到了其他成员(官方或机构)或褒或贬或大或小的评说与议论(15)。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身处群体之中，虽有其独立性，却无法完全与他人切割开来。子贡曾经有这样一个设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贡想做一个不受任何人干扰的独立个体，这种“加诸我”、“加诸人”所“加”的可以是权势或利害，更主要的则是来自他人的评价(16)。孔子答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在孔子看来，子贡的想法听起来不错，但这既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也是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体难以做到的。就名声问题而言，《逸周书·谥法解》提出“行出于己，名生于人”的原则。人真正能完全掌握的只有自己的行为，名声则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人和外界。既然名声超出了主体的决定范围，就意味着一个人应当直面名的问题，既不应当，也无法逃避名的问题。总体而言，孔子对于名声观念持一种坦然面对的立场，这可以通过两方面进一步呈现。 第一，孔子积极参与社会评价。《论语》所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谈话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评价和议论人。从对象上来看，这些评说的种类丰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对象是古代圣王。比如：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 对于古代圣王，孔子毫不吝啬溢美之辞，甚至使用了“无能名焉”“无间然矣”“无得而称”等极致表述，称颂他们伟大到让人词穷。不过，孔子并非一味歌颂，而是在每条赞语后都列出了具体理由。 其二，对象是古代或当时的贤人。比如：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针对贤人，孔子愿意追述和表彰他们的事迹和美名，并就其德行的某种表现而用“直”“仁”“君子”“士”“文”等德目或名号称道之。当然，贤人没有绝对完美的，所以孔子认为就“见贤思齐”而言，自己的理想是“无可无不可”。 其三，对象是古代的政治能人。比如：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对于这些政治能人，孔子一方面承认他们的政治功绩，主张不能遗忘其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则直陈其德行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功绩和品性都有，则评价更高，比如子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