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本的道德分歧与公共理性的实践挑战 道德分歧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共同关心的主题，它描述了道德生活中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关于道德信念、价值和判断持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并且这些分歧在撇开一系列干扰因素后(如缺乏证据、个体偏见、认知和推理能力的不足等)依然存在。道德分歧的事实不仅促使我们询问分歧产生的原因，追究道德知识的本质，还向道德规范乃至政治规范的权威性提出挑战。如果道德和政治争论的前提是多样而不可化约的，那么，如何去寻找道德和政治的规范原则的正当性?在一切形而上的保证都失落的现代社会里，应该如何为共同的实践生活找到规范原则? 关于道德分歧的来源，最直接的论证来自经验观察：不同地区、时代、社会存在迥异的道德规范，在一个群体中被全然接受的道德准则在另一个群体看来荒谬无比。麦凯就此评价说，这种论证的说服力，仅仅来自被观察到的文化差异“能更容易被解释为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假设”[1]。它面临一种常见的反驳，即文化分歧只是表象，不同文化的底层有共通的原则。当我们仔细考察引起差异的原因，就会发现其中的共通性。可是，即使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追溯至某些基本价值，这些基本价值也依然彼此冲突。以赛亚·伯林陈述了产生这种根本分歧的原因：人们的道德主张是来自多样而非单一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互不相让。内格尔给出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这是由伦理价值的不同渊源造成的，例如在特殊关系中承担的责任、人类的一般权利、效用(一个行为对他人的福祉产生的影响)、完善的价值(科学、艺术成就的内在价值)、自我的人生计划等。[2] 根本的价值分歧动摇了规范原则的权威性，进而向公共理性的证成提出挑战。如果社会合作的参与者是自由平等的成员，但他们的价值观如此千差万别甚至互不相容，那么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正义而稳定的社会?一种方案是，若我们无法放弃共同的公共实践，那就不得不诉诸强制性的政治权威，不过这种权威需要得到受制者的同意。但是，鉴于人们在价值信念上的差异如此巨大，政治权威若想得到受制者的真正同意，以超越简单的压制或不稳定的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那么他们就面临实践上的挑战。对此，公共理性的传统方案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承接霍布斯传统，如高蒂尔(David Gauthier)认为公共理性可以拆解为自利理性，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个体，最终会基于个体的选择而接受公共理性的约束；另一种思路，如罗尔斯(John Rawls)重视公共维度，认为公共理性不仅是自利合作的必要产物，还具有构建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属性。笔者将着重讨论后一种思路。 罗尔斯的基本方案立足于“政治”与“整全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区分。所谓“政治”，主要是指被称为回避法(method of avoidance)的推理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尽量回避有争议的哲学、道德和宗教问题，对彼此竞争的主张既不予以肯定也不予以否定。[3]所谓整全学说，主要指那些引导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它们有关我们的人生价值、个人品格、家庭关系和共同体理想。这些学说贯穿我们行为和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理想和行为有系统全面的塑造和指导。罗尔斯强调，公共理性的推理方式应免于整全学说的干预，他说：“‘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目的是实践的，而非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它不被表述为一种真确的正义观，而是被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达成知情和自愿共识的基础……为保护这种共识，我们争取避免有争议的哲学、道德和宗教问题。”[4]通过保持这种认知上的距离，正义观绕开了整全学说之间最深层的争议，从而为稳定的共识提供基础。① 为达成这一点，罗尔斯将“合理性”(reasonable)与“真理性”(true)作为一组对照概念来使用，前者匹配政治的正义观，后者匹配整全学说。他说：“政治正义观把真理的道德判断留给整全学说。”“政治自由主义既不使用(或否定)真理概念，也不质疑真理概念。”[5]而与此对照的“合理性”则“不是一个认识论的理念。毋宁说，它是一个民主公民关系的政治理念”[6]。罗尔斯进一步认为，“一旦我们承认，合理多元主义的事实是自由制度下公共文化的永久特征，‘合理’就比道德的真理性更适合作为公共论证的基础”[7]。 由此看来，合理性是公共理性论证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罗尔斯主要将其用于刻画公共理性中的合格参与者，他称之为具有合理性的公民(reasonable citizens)。②这样的公民“能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并能运用和尊重他的各种权利和责任”，是“能够终其一生充分参与社会合作的成员”[8]。他们还能履行一种涵养的义务(the duty of civility)③，不仅能向他人解释自己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支持的原则，还愿意倾听他人，在需要吸纳他人观点时持有平正的心态。[9]尽管罗尔斯指出，合理性不是一个认识论的理念，而是一种理想的公民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公民在道德上的认知能力——不论是他们对善观念的基本判断，还是公正对待其他公民伙伴的意愿——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