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1]431几十年全球化的历史，见证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化目标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进程，也见证了中国独有的改革之路的成功推进。当前，海外学者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时的局限性在于以国外固有的学科范式阐释中国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这种范式是人类在探讨全球治理时必须遵循的唯一对象。实质上，从全球大环境看中国改革的意义体现为中国能够以独有的治理之道，为应对全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难题提供全新的治理范式[2]。从开启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既直面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多维影响，并在此过程中与不同的现代化范式之间展开批判性对话，又扎根本土进行独立自主的、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的探索。由此，中国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一条嵌入全球治理语境中、持续推进批判性建构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以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历史成就与未来议题为基础的改革自主知识体系，将全面丰富全球治理叙事[3]。 一、改革的逻辑溯源：嵌入全球语境的本土命题 回顾改革的既往历程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基于一个事实[4]，即中国式现代化是迎接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和挑战，从而取得卓越成就的伟大实践之路。放眼全球，中国改革的成功奥秘早已成为诸多海外学者热议的话题，其中大多数学者深受历史社会学学术范式的影响。海外相关研究虽千变万化，但共同观点有二，一是充分强调“强大发达的国家”政权力量对中国改革成功的作用和对他国的借鉴意义[5]25，二是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唯有遵循欧美数百年前预设的现代化目标方能最终对全球治理有所助益。实质上，这些海外学者不能理解的一点在于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嵌入性议题，其内在逻辑包含着对全球大环境的多维把握、对本土具体实情的系统思考和对改革内在属性的恪守。 (一)复合性演进而非单向性变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经验之时曾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6]76。相比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历史，中国的改革议题具有复合性，其既要承受欧美在17至19世纪的工业化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也必须承受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建构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系统长远推动工业化及解决民生问题等治理实践，事实上属于以强大的实体经济力量为支撑完成现代化任务的体现，但防范化解数字智能变革下错综复杂的风险则是作用于本土的全球主题。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改革不可能遵循某种单向式的预设逻辑，即以依次完成欧美国家过去数百年间曾经历的原始积累和数次工业革命为基础，满足其设定的所谓现代标准。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期，现代化对于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充满未知因素的议题，因为现代化所嵌入的语境在持续不断地演化。 4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体现为实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并非追求欧美国家19世纪的工业化状态。在此过程中，党和国家能够清晰地判断出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并意识到国内所面临的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共享发展等问题以及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叠加，塑造出前所未有的治理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7]3长期以来，国外社会科学界存在一个几乎视为共识的观点，那便是任何国家必须先走完以欧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为判别标准的现代化道路，才能面对所谓后工业社会的问题。部分历史社会学学者强调，改革必须先经历“动荡”的现代化过程，才能够拥有“稳定”的现代性[8]43，进而再去面对现代国家所遭遇到的治理困境。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刻意识到国外社会科学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判别误区。后者未能认识到，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进程并不等同于欧美各国数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历史。 因此，以欧美话语为标准的现代化思维无疑具有单向性色彩，其无法把握历史时空的异质性逻辑，从而无法系统诠释21世纪更具有复合性特点的中国改革。中国所走过的具有复合性特点的现代化之路表明，改革所嵌入的语境处于持续的复杂演变之中，与深受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素多维相关。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应属于全球治理的环节。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9]491。全球化使每一个国家的治理均不可能成为绝对独立的命题。从开启改革到深化改革，中国的治理从未遵循忽略具体历史时空向度的元叙事，使中国式现代化单向融入以欧美话语所虚构的所谓全球体系，而是透析共在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多维议题，通过复合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的解决，以自身的治理成就为基础深刻改变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状[10]32，使全球治理的内涵得以重构。中国的改革，必须做到放眼全球，在复合叠加的全球治理语境中思考现代化的内在要义。 (二)内生性议题而非结构性预设 改革的持续深化，使内生于中国本土且具有全球性视域的治理逻辑逐渐走向成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将其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时指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4。透过历史可以看出，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落实、各级政府的责任贯彻以及全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贯穿改革的不同阶段，使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逐渐呈现清晰的轮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1]34以此为基础，中国能够成功迎接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并驾驭由此造成的复杂局面，立足自身实际推进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多年以来，许多海外学者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全社会究竟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形成长期共识，培育出稳定强大的力量，从而创造出令全球各国感到震撼的辉煌成就？[12]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