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成功之路的系统而全面概括，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实践来源、鲜明特征、本质要求、战略部署以及“五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为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涵，提供了学理分析的话语语境与思路运思的逻辑框架。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相伴生的概念，它始于资本主义，其内容伴随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展开。在今天，它又是一个事关资本主义当代命运的大问题。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同步性关系，使很多人理所当然地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并相互指代，并将起始于西方而又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作为人类走向并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模式和必选项。这种观点有其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曾就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解放、创造的历史奇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也确实缔造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诸多辉煌，引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但是，如果因此而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视为无论人身在哪个国家、认同哪个民族、都毫无例外的要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话，显然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给人类发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没有解决社会大多数人的贫困问题，而且也给国家和民族以及人类带来了殖民与被殖民、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富裕与贫困等许许多多困苦、灾难和危机，这种单一的现代化模式因其同质性而抹杀了国家、民族以及人的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而使其既不符合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人的多样需求，也使现代化因同质性而黯然失色、失去活力甚至走入困境。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从历史和价值两种维度对其展开了批判。 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既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意义给予了讴歌、欢呼和拥抱，也对资本主义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历史由地域史、民族史向跨越地域和民族的世界历史转变做出了科学洞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给予的客观理解，的确表达了包括俄国、中国等经济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被卷入现代化发展的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客观上似乎对于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被卷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不发达国家和民族所必须走的唯一道路。事实上，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而且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种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固定模式强加于落后国家和民族身上，使之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必须走的道路的认识是错误的。在这之后，马克思把对现代化道路问题思考的视野从西方移到东方，并通过对东方社会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强调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多样性，鲜明地表达了当时存在的对其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⑤加以抽象地表达的观点，要求将这种理解仅仅限于西欧国家，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和固化。马克思甚至对一向号称是自己真正学生的查苏利奇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所经过的每一个阶段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也给予了坚决否认。 从价值维度看，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繁荣背后所难以掩饰的资本逻辑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血污”以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将资本逻辑的本质昭然天下。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作的价值批判，也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而且也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东方，不仅关注远在东方的中国，而且也关注俄国以及东南亚的印度等国。马克思对中国的发展展现出浓厚兴趣，在其撰写的有关对中国发展的一些评论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给中国人民的身心伤害和社会危机进行声讨。他认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⑦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是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奴役中，中华民族发出的救亡图存的集体觉醒中被动开启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⑧。这表明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条。马克思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俄国公社和东方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那些经济上落后于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⑨的结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俄国所具有的典型土地公有制视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