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2]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资借鉴的成功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研究不仅关乎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选择，也涉及如何理解世界历史和国际秩序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考察，现代化既是一个“现实性”的社会发展事实，也是被建构，被赋予优先价值的“可能性”存在。除了长期主导西方学界的“中心—(半)边缘”世界体系理论之外，随着中国崛起强盛，中国学界的“天下体系”理论也成为备受瞩目的自主理论创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具体实践进程，其理论建构只有通过批判性比较，才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创新性整合。这一理论工作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亦需深植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现存结构与实践经验作为实然状态，与其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与文明理想这一应然导向，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理论发展的核心。 一、“世界体系”的理论困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突破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突出强调了国际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不平等状况。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和拉美欠发达问题研究、萨米尔·阿明的不平等发展理论，再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出版，标志着一种“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和理论学派基本形成。 以沃勒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支配与依附关系，存在着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秩序。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殖民扩张、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交换同时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发达和非西方国家的落后。根据世界体系的不同位阶，处于不利地位的欠发达国家无法复制发达国家的完全发展模式，难以找到内生性力量。外围国家一方面由于价值外流无法实现本国资本自主积累和国家社会形态的自然演进，另一方面不断接收来自中心国家的经济危机的转嫁，最终成为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结构的受害者。 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不平等性的批判性解构，特别是对(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价值转移运动的分析，不仅深刻阐释了中心国家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运行逻辑，而且精准刻画了欠发达国家的外围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形成机制，进而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替代路径提供了理论参照系。尽管世界体系理论在不平等批判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仍面临两个理论困境：一是外围国家在向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中受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和破坏，无法顺利推进现代化。置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域下，尤其受到中西之辩、中心之争语境影响，该体系框架内的现代化路径只能是赶超中心、成为中心，然而走这种依附发展路径的后发国家，因为其始终处于受限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因此几乎无法实现目标。二是如果世界格局始终以世界体系的“中心”或“极”的数量来界定划分，那么无论是霸权体系抑或是多极格局，其平衡稳定的状态会被持续的对抗争霸活动打破，而无法获得理想世界秩序。 在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思考中，马克思强调了不能盲从西欧资本主义一般发展道路，同时反对将复杂历史进程简单地统一于逻辑的做法，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到：“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尽管西方现代化涉及了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民主政治和民族认同塑造、价值和规范世俗化等系列关键过程，但其现代化模式并不完全契合非西方国家的国情及文化。因此，照搬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子显然是走不通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现了双重突破，不仅在结构层面破解了“世界体系”理论中“中心—(半)边缘”的依附性秩序，而且在价值维度上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范式。“世界体系”概念作为批判理论的分析工具，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的中心国家对(半)边缘国家的结构性支配，而社会主义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方案，则提供了体系性替代方案和反依附路径。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证实了后发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行性。萨米尔·阿明首创“脱钩”概念，将其定义为“使外部交换关系服从于国家和社会主义内部发展逻辑的政治战略”[4]，其关于“非中心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转型主动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假设，在中国实践中获得历史性确证。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一种深刻的反体系力量，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程，成功开启了自主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发展主体性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内生发展道路，在价值取向上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伦理，在动力源上构建内源性发展机制，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主动转型而非被动隔离，即在保持与世界经济体系互联的同时重塑国际关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充分考虑到人口规模巨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约束条件，更通过重构制度体系，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并激活文化资源，有效弱化了世界体系施加于非中心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