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人类已有的完整现代化经验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建构现代文明的实践进程，现代性则是对这一进程及其所形成文明的观念反思，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建构实践——既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与现代性局限，又以自身实践生成契合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型现代性。从本质上而言，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核心差别是观念上层建筑与物质实践进程的差别。现代性是对现代化实践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把握。现代性概念以观念为主要形态，涵盖了哲学、艺术、社会学等学科对现代文明所构建的观念、理论和审美形态的反思、界定、辩护或反叛。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起点的旨在建构现代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而现代化概念则是对这一客观进程的反映。现代化概念主要包括以技术革新驱动的物质生产实践、政治革命驱动的制度变革、自由市场驱动的经济模式转型、市民社会驱动的社会结构重组。 当前，在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一方面正在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搭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所构成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正在创造主观世界变革的场景，使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民自觉地作好从“必然王国”跃向“自由王国”的准备。但是，这个过程毕竟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或多或少仍然被现代性或一般的现代化概念所影响。相比具体且客观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些概念无疑是抽象的，容易成为阻碍人们辨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的意识形态。其抽象性体现为以思想史为总体的历史“代言”，抑或是以现存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作为“永恒”的文明标准的依据。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实践，这一抽象性必然会被识别和克服，而及时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之进行概念辨析，对于我们更好地构建现代文明的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性：现代文明涌现的一种模糊“标志物” 现代性是现代化探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在诸多学术场景中，现代性概念本身却体现出自相矛盾之处。这突出地表现为人们惯于将现代性作为现代化非量化的可描述的结果。例如，认为“现代化”是原因，“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是经济生产、科技进步、社会转型等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社会的“属性”“特征”和“本质”。①但问题在于，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地对已有的现代文明进行考察，其结果无一例外都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的现代化理论所依据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都经历了一个“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有赖于曾经的殖民体系，都有着一个从显在的工业帝国主义阶段到潜在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成长周期，都背负着一笔“先污染后治理”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生态欠账”。资本主义现代化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将这种局限性作为历史的终点，只是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历史反思的对象，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肯定该历史结果，则会得出完全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现代性话语，从而赋予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合理性，这些现代性话语进而会演变为“历史终结论”的各种观点。二是否定该历史结果，由于其否定对象是静态的阶段性文明，故而否定者要么诉诸反工业与反现代化的“自然状态”，要么投身激进的乌托邦的道德观念。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之，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对某种社会存在的特定社会意识的反映，只不过其依据的经验基础、阶级位置和前置观念有所差异，导致最终得出的所谓现代性的观念是多元甚至冲突的。以不同的经验基础所导致的差异为例，第一种情况或许更多地出现于具有完整工业化经验的社会之中(例如19世纪的英国)，这种社会对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整过程有着直观的了解，能够把握到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剧变所带来的正反经验。相反，第二种情况或许与缺乏客观经验相关，这种类型的社会无法在一个文明形态转变的完整进程中理解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故而“向前”(激进空想)或“向后”(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地对现代文明进行单纯的否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在德国出现的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②但是，局部的甚至扭曲的反映仍然是一种反映。观念反映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应完全归诸客观存在，更不应遮蔽这些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论人们主观上能否辨识和接受近代以来的经验，现代经验的价值仍在于自在地确立了一系列相比古代社会更为进步的文明标识。而这些标识的客观性充分体现出，社会存在塑造社会意识的客观必然性和潜移默化。 例如，此岸对彼岸的“平视”。人们习惯将文艺复兴视作近代化的起点，但是在完整的文艺复兴呈现出来之前，站在此岸世界试图“平视”彼岸世界的意图已经开始在审美与艺术中显现。黑死病肆虐之后，审美形式与诗歌形式的革新、异教文风的涌现、做作修辞(concetti)的应用，无一不在推动人们反思教廷的权威。当然，这种“平视”的意图只有到了更为成熟的近代社会才能被人们自觉地辨识与分析，例如，在为人文主义正名的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一旦人们不再认为但丁文学是渎神言论，抑或不再将天文观测仪视为“奇技淫巧”，“平视”彼岸世界相关的叙事权威也就随之成为社会新风尚。 又如，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科学对自然的探索、工业对自然的改造，已经成为现代最为耀眼的文明进展。但是对自然的征服，甚至启蒙运动对科学的追求，最初也并不是主动建构、谋划出来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自然演进而逐渐显露出的一种共识，即人类不应再以崇拜或蒙昧的态度来面对客观世界了。这种共识最初并不是以科学或生产技术的样态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意识出现于朴素唯物论的和自然神论的哲学作品之中。例如，一般并不被认为是典型的表述现代性的作家的贝尔纳·德·丰特内尔③，却在《死者对话录》和《神谕史》中以进步的观点怀疑古代思想，甚至在《关于宇宙多样性的对话》中展望了科学大众化的未来方向。又如夏夫兹伯利，通常他也只是被定义为伦理学家和美学家，但是其自然神论却鼓舞了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