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毛泽东则形象地将方法比作过河的“桥”或“船”，强调“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②。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把方法论的创新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③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强调，“两个结合”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④。从方法论意义看，“第二个结合”以辩证思维奠基、实践导向驱动，构建起理论范式创新与实践路径探索的互构关系。其更加注重扬弃、话语转换、协同、激活等特征，不仅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自觉，更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一、“第二个结合”更加注重扬弃 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⑤扬弃既非文化复古主义的“全盘继承”，亦非历史虚无主义的“彻底割裂”，而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通过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创新转化的三重逻辑运动，构建起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发展路径。 (一)扬弃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扬弃是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的过程。恩格斯曾指出，对于一些想简单宣布它是“错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既有优秀的基因，也有不良的元素，精华与糟粕并存。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制度方法等内容进行深入发掘、反复实践与辩证分析，继承和发展那些超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华内容，剔除那些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糟粕部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毛泽东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进一步阐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⑧邓小平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江泽民则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富有现代活力的文化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文化的当代责任与使命，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⑨。这些论述共同阐明了扬弃具有价值甄别、辩证否定和实践生成三重意蕴。这种扬弃超越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范畴，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结合奠定了基础。 (二)扬弃要体现文化传承、治理智慧转化与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扬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核心机制，其必要性深植于文化传承发展、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以及文明新形态建构三重需要。这种必然性绝非主观选择，而是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交互作用的结果。 扬弃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变革性，要求珍视“民为邦本”中的治理基因，但必须通过阶级分析剥离其“君权神授”的封建内核，转化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这种扬弃既非文化复古主义的简单复归，亦非历史虚无主义的粗暴割裂，而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突围。 扬弃是传统治理智慧转化的实践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将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为当代解决方案。例如，将“德主刑辅”从“礼法合治”的封建治理术改造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使“经世致用”突破“忠君事功”的桎梏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实践认识论。这种转化遵循实践第一原则，在解决传统治理资源如何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上彰显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穿透力。 扬弃是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理论自觉。扬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机制。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传统文化的解释范式，如将“知行合一”提升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以中华文明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如用“和而不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样的扬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必然路径，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创新中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信。 (三)扬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⑩其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为我们提供了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虽然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但其本质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权稳定而采取的治理策略。例如，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理观，将民众视为被驱使的客体；荀子“庸众而野”的论断，则暴露出传统民本思想中精英主义与等级秩序的内核。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为传统文化的扬弃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即通过扬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进而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其一，在理论扬弃上，采取主体性重构的批判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标尺，批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客体化治理观，解构“庸众而野”中的精英主义桎梏，将“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转化为“人民主体”的执政伦理，实现从驭民之术到为民之道的范式跃迁，此过程既否定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依附性，又保留其合理内核。其二，在制度扬弃上，构建以提升治理效能为导向的转化机制。针对传统治理制度中的不足与局限，引入更加符合人民利益、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设计。如推进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传统治理制度的扬弃，也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实践。其三，在实践扬弃上，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治理。摒弃官僚主义、等级秩序思想，主动走进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通过理论、制度和实践三重扬弃机制，实现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坚守并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