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劳动生产、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文化传播之中，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式增长点和高效助推器。同时，高度数字化也带来了数据垄断、数字殖民、数字剥削等难题，造成了人的去主体化及深度异化。人愈发受困于数字枷锁之中，不断被资本-技术逻辑宰制和压迫，从而沦为空洞的抽象符号虚体。因此，如何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构筑当代共产主义方案来消除数字技术负面效应、摆脱数字时代生存困境，便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共同课题。其中，著名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共产主义重构方案在左翼思潮中具有典型性。二人的共产主义重构包含了基于非物质劳动与共有性的生产维度、基于主体革命与集体自治的政治维度，以及基于爱与解放的社会维度。无论何种维度，二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可归于主体自身的生产、交往、反抗与共在，目的都在于摆脱资本主义霸权统治、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因而彰显出较强的现实性和价值属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才能使得共产主义宏图真正实现。 一、生产维度：非物质劳动与共有性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普遍继承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及生产方式理论，且特别关注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新变化。他们大体认为，资本主义在当代实现了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型，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弹性化、交往化等特征，并由此驱动资本权力至上。对此，同为左翼学者的哈特和奈格里在《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一书中，以二人著名的“帝国”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对数字化、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主体、组织方式等展开探究。继而，二人从物质生产层面上升至社会历史层面，在非物质劳动和新型所有制形式中探寻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相较，已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生产以非物质劳动形式为主。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今天的劳动更多以非物质形式呈现，如对图像、代码、知识、语言、音乐、情感等非实体性产品的生产。二人对这一生产方式变化的指认不是从“量”而是从“质”——价值层面和支配能力上来确认的，即当代资本主义攫取巨额利润的方式已远离了工厂流水线，而主要从数字平台、金融机构、网络社交等非实体性经济形式中获利。第二个变化是劳动形式的转变。传统物质劳动集中于工厂等固定地点且劳动时间较为制式化。现如今，非物质劳动突破了工厂的围墙，拓展至整个社会层面。对此，哈特和奈格里将“大都市”命名为今天泛化的新劳动场域，指出“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①此处，诸众是二人对当代劳动主体的称呼。此外，劳动时间突破了如八小时、十小时工作制的固定模式，不再严格遵循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明显界划，而是覆盖了劳动者生活的全部时间段。第三个变化是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改变。其中，首先是劳动机会增加。大多数拥有数字网络和技术设备的人都可以成为劳动者，从事诸如网络直播、写作、设计、信息交流等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其次，随着劳动机会的增加和劳动灵活性的增强，拥有固定雇佣劳动合同或长期工作机会的劳动者逐渐被流动的、廉价的临时劳动力所取代。再次，劳动移民(迁徙)和劳动者种族混合成为普遍模式。大都市突破了本土化结构而成为不同族群、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在的地域。紧随而来的则是劳动交往增多，以及劳动者社会关系更为复杂。② 非物质劳动最重要的特质是共有(the common)性。共有是一种特殊的占有方式，它既非资本主义之私有，也非社会主义之公有，而是指共产主义之原初意义上的每个人、所有人的共同占有。这种占有模式，“其根本特点是：对财富的开放使用、集体的民主决策以及自我管理。”③共有性具体体现在：首先，非物质劳动绝不仅仅依靠某一个或几个劳动者在某个地点单独完成，而是依靠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不同分工的劳动者之间展开广泛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并融入了思想与情感间的碰撞摩擦。这是一个广泛参与和共同创作的过程，体现出了共有性。其次，非物质劳动产品形成之后，只有对其进行公开的传播和使用才有助于其自身价值的增长。非物质劳动产品的价值会随着共有化和社会化程度提高而增加，例如理论的广泛传播和乐曲的普遍传唱会提高其自身价值。若对非物质产品进行私有化，反而会破坏或减损该产品的价值。再次，随着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交往互动越来越多，非物质生产不仅生产了商品，同时也再生产了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情感关系，最终生产了人的全部生活。正因如此，非物质劳动也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非物质劳动产品既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又是扩大再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前提，贯穿于劳动生活始终，体现出了共有性。 正是在非物质劳动及其共有特质之中，哈特和奈格里明显看到了共产主义当代实现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体现在：第一，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资本逻辑通过不断垄断和圈占而最大程度地将劳动产品私有化。尽管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正通过版权、专利等方式极力圈占非物质劳动产品，但是非物质劳动产品不服从稀缺性逻辑，也不是有限的消耗品，而是随着广泛的共享、传播和交流而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共有性特质与以私人占有为最高原则的资本逻辑严重相悖，因而有望带领劳动者打破资本的垄断牢笼，颠覆私有化逻辑。哈特和奈格里相信，以共有性为基础，未来社会将逐渐建构起一套每个人、所有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进行公开获得、共同管理、集体使用的完善机制。这套机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所实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度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二，在传统资本主义工厂劳动中，人与人之间是利益关系，彼此间展开原子式、孤立的简单交往。但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交往、合作、互动大大增多且自主性、创造性增强，劳动社会化程度提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基本、广泛和多元，社会联系和情感联系都愈发紧密，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整体协作。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基于非物质劳动和共有性之上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普遍交往、普遍联合的社会形态，社会关系向属人本质复归，是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未来社会一定能够打破地区间的隔阂和阻碍，实现“大同世界”。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最高阶段，即走向共产主义的交往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