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一个多次出现、与文本主题紧密相关且需要得到进一步阐释的概念。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当前学界已认识到它的含混性。例如，马克·考林(Mark Cowling)认为，它是一个既不清晰也不连贯的概念。[1](P228-233)在把握含混性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学者都试图梳理这一概念相对统一性。其思路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参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社会结构。在这条思路上，大部分学者强调流氓无产阶级与社会生产体系的脱节。例如，哈尔·德雷柏(Hal Draper)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从整个社会结构中被淘汰出来的群体。[2](P469-478)但也有少数学者如克莱德·巴罗(Clyde W.Barrow)指出，流氓无产阶级的实际构成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的调节。[3](P30-50)二是参照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变革。在这条思路上，大多数侧重于区分流氓无产阶级与革命无产阶级。例如，夏莹、邢冰区分了流氓无产阶级与革命性或主体性位置；[4]又如，尼古拉斯·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从实践模式的角度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个追求历史同一而非差异或变革的群体。[5]但也有学者如彼得·海斯(Peter Hayes)从历史变革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流氓无产阶级。[6]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相对统一性或特殊性。然而，这种相对统一性本身却没有得到充足阐释。马克思的视野并不局限在某个群体上，他更加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整体去考察流氓无产阶级活动。因此，本文跳出流氓无产阶级本身的范围，转而以流氓无产阶级对历史的关系为视角进行探究。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奥尔良王朝覆灭；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1851年12月，他解散国民议会、实行军事独裁，向次年复辟称帝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马克思在第一时间里创作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波拿巴政变展开了精彩的阶级叙事。如果说在个人层次上，主角是波拿巴；那么在群体层次上，主角则是流氓无产阶级。正如任何其他群体一样，这个群体不是直接作为历史主体或实体而存在。相反，这一角色只能从其身处的社会历史中得到理解。本文将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阐释流氓无产阶级如何层层内嵌于复杂、动态的历史之中，进而立体地呈现马克思的阶级叙事。 一、流氓无产阶级属于历史的偶然性 马克思反对从“个人主动性”[7](P466)的角度去解释波拿巴政变。正如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序言中所言，“一切历史上的斗争……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7](P469)。在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历史中，个人始终隶属于特定的阶级，阶级规定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波拿巴政变只有在阶级分析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在直接意义上，波拿巴代表着流氓无产阶级。关于波拿巴的阶级归属问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可能的选项，即大资产阶级、小农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但如果在这些选项中进行取舍，那么波拿巴只能被归结为流氓无产阶级。首先，波拿巴不属于大资产阶级。法国大资产阶级主要包括大土地所有者、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等群体，其政治代表为秩序党。从政治角度来看，波拿巴与秩序党的合作只是为了应对其他阶级的威胁。一旦这种威胁消失，双方的分歧便重新表现出来。在大资产阶级击败其他阶级后，波拿巴又通过击败秩序党而成功掌握政治大权。其次，波拿巴也不属于小农阶级。关于波拿巴在小农阶级中的群众基础，马克思说道：“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8](P229)，波拿巴只是凭借着法国小农对拿破仑家族的崇拜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波拿巴上台后，这些农民仍然不仅要接受资本的盘剥，而且还要承担供养庞大国家机器的繁重赋税。由此，波拿巴所直接代表的只能是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8](P185)波拿巴牢牢地依靠这一群体，创造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秘密组织即十二月十日会，并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争权夺利、阴谋复辟。在这个直接意义上，波拿巴是作为流氓无产阶级而展开政治活动，他个人独揽大权实际上等于流氓无产阶级实现对全社会的统治。这样，在群体层次上，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角就是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流氓无产阶级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从形式上来看，某个群体要成为阶级，至少必须符合正反两方面的要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9](P573)。要形成阶级共同体，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个群体必须具备共同的生存条件与利益；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它必须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明确地同其他阶级相区别。让我们暂且把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与此不同，流氓无产阶级仅仅符合否定的要求。关于这个群体，马克思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8](P185)从这些描述来看，流氓无产阶级涉及的行业、身份、活动广泛多样且灵活多变，是一个极为不固定的群体。这种不固定性不同于某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内部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在后者那里，差异和变化仅仅是个人层次或小范围的，并且始终受到阶级层次的共同条件的规定和调节。相反，流氓无产阶级的不固定性恰恰是群体层次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些个人才构成流氓无产阶级。在这里，不固定性将流氓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从而在否定的意义上形成了这个群体的核心规定性。通过使用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马克思暂且把那些不能被“严格”归为任何阶级的人群归为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