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资本主义批判问题域中，“极化”(Polarization)问题标示着在不同社会领域中发生着的社会力量的撕裂与对立。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极化”的讨论多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若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所提供的鲜活资源，则可进一步展开关于极化问题背后的资本主义批判，由此便可探问：极化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矛盾的暴露和对抗所展现出来的重要现象？是否能够从极化问题中寻觅到资本主义社会自我瓦解的趋向？是否能够借此展望新的历史环节？本文同样试图探问这些问题，同时，本文进一步考察的重点是：恰恰是在看似将矛盾、撕裂和斗争摆到台前的极化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自我维系，那么，如此这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何以可能？ 一、何谓极化：如何解析极化现象所蕴含的难题 (一)作为现象的极化 极化问题表现在社会现象中，对极化的理解也可从现象层面开始。2022年《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正是以“极化”为主题，格雷格·阿尔博(Greg Albo)和科林·利斯(Colin Leys)在其序言中写道：“在《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社会关系做出预测的150多年后，政治、收入和财富、高昂消费和极度贫困的极化，生态破坏的极化，成为了我们当下的巨大讽刺，有目共睹。”[1](xi)从宏观的角度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极化问题表现在政治、经济、生态等诸多领域中。 若根据不同的领域来描述极化现象，那么政治领域中的极化则表现为弥漫在议会内外的政治冲突和社会运动。伊利亚·马特维耶夫(Ilya Matveev)和奥列格·朱拉夫列夫(Oleg Zhuravlev)认为，近30年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极化根植于社会和阶级的运动，[1](221)“可被定义为在政治观点和大众的组织上‘从中心偏向极端的运动’。”[1](225)萨姆·金丁(Sam Gindin)根据截至2021年的观察进一步指出，这种“偏向极端的运动”既发生在议会和选举活动中，呈现为政治参与者有意地偏向“左”或“右”以争取不同社会力量的支持，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选举活动即是如此；[1](159)也发生在政治机制之外，呈现为以社会撕裂为表现形式的运动和对抗，这正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特征。[1](169)金丁同时也指出，这些运动总是逃不出这样一个难题：“自为阶级的形成不会简单地‘发生(happen)’，并且也从未这样简单地‘发生’过，至少这并未达到必然性的程度：它一定是有意识地和艰辛地制造和再制造(made and remade)。”[1](168)这一难题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今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极化更是对这一难题的确认——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相应的阶级需要组织和团结，这是由乱到治重构社会的机会，但也潜藏着诸多危险。 经济领域中的极化同样能够被轻易地观察到。阿尔博和利斯2021年指出，“今日被最广泛地看到的极化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增长。”[1](xiii)如果说20世纪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是社会经济领域中两极分化加速的原因，那么使得经济领域中的极化被确认和加深的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根据奥斯卡·加拉尔萨(Oscar Galarza)2020年的观点，美国只有将“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的金融重新嵌入国家和社会体系才可能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102-121)但正如金丁2021年所指出的，“面对拯救金融业和让资本主义重新站起来，或者拯救受影响最严重的人之间的选择，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投机抵押贷款的投资者，而不是支持数百万失去家园的人。”[1](163)经济领域内的极化并非新自由主义所独有的，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普遍现象，但对极化的确认和加剧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所造就的。 在如此这般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条件之中，极化问题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贾亚蒂·戈什(Jayati Ghosh)指出，2020年以来印度的医疗资源分配在私有制条件下愈益暴露出严重的不公正；[1](179-199)安娜·加西亚(Ana Garcia)等则指出，2015年以来巴西的极右翼势力对新社交媒体的利用造成了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极端混乱。[1](241-261)诸多现象虽不能尽数列举，但也充分说明了极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对极化问题在诸多领域表现的描绘向我们提出了两重问题。第一，诸多领域中极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它是否只是社会撕裂的又一种新说法？第二，由诸多领域共同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中的极化既然呈现出对社会一般运作状态的否定性，那么如此这般的否定性要如何理解？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如阿尔博和利斯所言，其仍然从属于马克思在150年前的问题域，但亦需要结合当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加以说明。 (二)作为哲学问题的极化 我们首先要回到马克思的论述。自其青年时期对社会和哲学问题的讨论为始，在马克思的著述中，社会的撕裂、社会成员的差异化和极化问题便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不论是在早年对林木盗窃法的关注，还是对德国无产阶级身上锁链的批判，抑或是从犹太人问题中看到的世俗的犹太教何以完成了对看似自由和平等的市民社会的统治——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试图说明，社会日益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加清楚地指出，在社会分裂趋势当中作为两极出现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并且如此趋势具有明确的经济和政治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强调，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并且伴随着政治上的进展：“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34)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极化并非简单的社会撕裂，而是根植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中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所引发的必然现象，这初步回答了上述第一个问题——若我们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视作马克思所看到的极化现象，那么极化现象就可以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与运动得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