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不仅是建筑意义上的景观形态，还关乎社会空间与集体记忆的塑造。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从作为物质实体的纪念碑中阐发出“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一概念，用以指涉使任意事物产生公共性纪念意义的内部元素（Riegl，1982）。巫鸿（2017）将其引入中国艺术史，着重分析了礼器建构历史记忆、象征权力合法性的功能，由此促进了这一概念与集体记忆、权力建构等社会学议题的结合。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框架隐含了纪念碑在“永恒”与“当下”两种时态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它试图通过物质符号与宏大叙事实现永恒不朽，抵御世俗与时间的侵蚀；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与当下日常生活相混融，表现为与集体性的象征秩序之间存在裂隙的民间实践（哈布瓦赫，2002）。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基于空间生产的辩证性，进一步论述了纪念碑性与民族国家的关联，并赋予其空间体验以社会诗学价值（列斐伏尔，2022）。 纪念碑与纪念碑性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再生产的语境下愈发受到重视，然其社会学意涵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纪念碑性关涉权力意志、社会时间与空间实践的动态交织，其表现形式与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密不可分（巫鸿，2017），可被视为理解社会结构与地方实践的重要窗口。既有研究多沿袭艺术史、建筑学或记忆研究的脉络（王晓葵，2008；埃特金德，2016；唐宇、宋凯，2021）展开，但是对纪念碑性在具体时空关系中的生成、演化与再生产过程的关注尚显不足。而这一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转变过程中尤为关键。一方面，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红色遗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关系经历了空间转向，基层公共空间逐渐成为权力下沉、资源传递、文化传承和共同体营造的重要纽带（汪仲启、张兰，2024）；与此同时，城镇化、市场化快速推进，这些深刻改变了红色遗产的空间语境，使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纪念性场域，旅游开发、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多元逻辑开始渗入其中。在此过程中，红色遗产与现代消费、地方治理和日常生活深度交织，带来历史叙事的选择性呈现与文化记忆的消费化（徐克帅，2016）。纪念碑性的建构实践也从自上而下的历史文化表达逐步扩展为更具多义性和协商性的社会网络。红色遗产通过景区改造和文旅融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也借助教育、节庆与展陈演出等方式嵌入日常体验，在地方性实践中被持续诠释与再生产。红色遗产的空间语境转换，本质上是纪念碑与纪念碑性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展开，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认同。 本文选取浙江省玉临岛①作为典型案例，试图剖析纪念碑性及其社会历史张力。20世纪50年代的岛屿建设运动深刻影响了岛上的建筑形态与空间格局，使岛屿空间在现实与象征层面承载了文化传承和国家发展等多重意涵。需要强调的是，玉临岛的纪念碑性指涉的是作为整体的岛屿本身成为嵌于历史与当下的纪念碑，而不仅仅是岛上特定的纪念碑或展馆等零散建筑。岛屿本身成为贯穿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空间综合体，既是社会治理与文化记忆的凝结点，也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与差异化体验的发生场域。 在此意义上，玉临岛的纪念碑性具有社会历史空间上的整体性，神圣空间与世俗社会相融，并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激活和延续其永恒色彩（刘珩，2015）。同时，空间纪念碑性涉及不同主体的多义建构（陈蕴茜，2012），这在玉临岛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尤为凸显：国家通过纪念碑性空间记录历史发展、塑造文化认同，地方政府运用纪念碑性的名片效应争取资源以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地方经营者希望借助政策实现经济创收，本地民众则在整体性的岛屿空间之中展开鲜活的日常生活实践。质言之，玉临岛是一座融于世俗社会生活的纪念碑，其空间的纪念碑性在时间脉络中经由不同主体在身体的感知、构想与体验层面建构起来。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社会时间相关理论，将身体视角视为联结时空实践的关键媒介，对岛屿空间纪念碑性的多义建构过程展开分析，以期为纪念碑性概念的本土化理解与实践化拓展提供经验依据。 一、纪念碑性与社会空间生产 纪念碑性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柯小俊、李诗乐，2023）。它一方面借由纪念设施、景观节点等物质载体，构建并维持特定的空间象征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对关键历史事件的叙述与纪念实践，将过去的经验不断纳入当下社会记忆之中，并指向未来的集体想象（陈蕴茜，2012）。正是在这种时间—空间交织过程中，历史记忆得以通过物质呈现、象征表达与公共互动而实现具象化（Young，1993）。 从空间维度来看，列斐伏尔（2022）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纪念碑性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他将社会空间视为动态生产过程，弥合了传统空间研究中物质与精神、结构与实践之间的主客二元式断裂，有助于揭示纪念碑性建构过程的复杂性。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包括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其中，空间实践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地理位置与空间形态上的物质性呈现，它受制于对空间表征的规划，同时再生产既有的社会秩序。空间表征是管理者、规划师与技术官僚通过知识、符号与意识形态构建的空间秩序，旨在生产并维护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表征性空间则是使用者通过日常实践、记忆和想象力直接体验、占用乃至重塑的空间，它可能遵从主导秩序，同时也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潜能。与客体向度的三元空间相对应的则是身体维度的三元认知，即感知（perceived）、构想（conceived）与体验（lived），身体既是秩序规划的对象，也是日常实践的主体，还是贯穿和联结三元空间的核心媒介（张一兵，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