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命题。就历史经验来看，革命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确定了方向，但建设始终是最终目标。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历史传统的农业文明体，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因而在建设实践中，“乡村的问题”在中国也许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赵旭东，2008）。从19世纪末期张之洞与维新派对乡村进步的关心到20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的乡建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无不体现出乡村建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位置，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更是标志性事件。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广泛涉及乡村的经济发展、社会调适、县政改革以及文化重整等诸多维度，一定程度上说，乡村建设运动构成了一场总体性的中国现代性改革实验与民族再造运动（晏阳初，2014：87）。 就这一场实验而言，作为一个“守旧的趋新者”（罗志田，2016），梁漱溟所倡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更有着独特意义。根据艾恺的研究，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只有梁漱溟“提出了一套系统周详的理论”（艾恺，2018：260），吴飞甚至认为梁漱溟的理论“为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吴飞，2005：233）。由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便具有了社会理论的价值（熊春文，2007），能够重新被纳入社会学的视野（闻翔，2019）。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首先聚焦其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钱理群，2016；罗志田，2016；谢君君，2021），其次从社会学视角关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乡村结构改造、团体生活模式以及私人生活变革等议题（马良灿，2018；魏文一，2021；狄金华，2019），也有研究者关注了伦理转型问题（夏天静，2017）。 围绕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论是宏观层面的中国文化复兴，还是中观层面的乡村结构制度与风俗伦理议题，都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梁漱溟看来，“在中国好像顶急的是经济建设”（梁漱溟，2011：324），具体到乡村建设即是农业建设，但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逻辑下工商业主导的发展方向是以钱为本，而“‘钱’膨大起来驱使人，而人转渺小”（梁漱溟，2011：391），而他主张以农业为主导、农工结合（梁漱溟，2011：391），希望走出一条以中国理性精神为根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农业发展与改革问题就不仅仅是产业经济问题，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资源，在现代社会探索人类文明重整进而超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实验。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农业社会学视野下聚焦这一问题，以期拓展对农业发展与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 二、农业建设作为近代中国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对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处境有精确判断，在他看来，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与原材料产地的需要，使得资本家奔走于建立世界市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2018a：31）。世界各民族都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曾经的独立与闭关自守都被打破，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压力下，欠发达的文明受到强烈冲击，从外在制度到内在精神无不受到挤压乃至被改造。近代中国的问题即这一世界历史问题的表现，“是在中国内部表现出来的世界问题”（陈赟，2022：80）。 梁漱溟赞扬中国文化的高度调和性，但也清楚地看到这一古老的文化体自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映照与冲击下的欠缺。质言之，梁漱溟指出，现代西方文化的长处一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德谟克拉西精神，二是科学技术及其对自然进行征服的物质文明。他在近代中国观察到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与幼稚性，前者体现在“吃人的礼教”上，而后者则呈现为不科学与不德谟克拉西。当时面对更具效率的现代西方文化，中国只能节节败退，诸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革命共和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奋起自救的文化政治运动在梁漱溟看来其实抛弃了中国固有之精神，实质上是对“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梁漱溟，2011：54），并且这种厌弃与反抗还呈现出从物质制度、中国社会构造再进入更深层次的人生理想内核的深化轨迹。在梁漱溟看来，这一深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当时中国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失败加深的过程。 面对近代中国文明危机，梁漱溟“在思考建国问题的观念框架上过于受大规模阶级斗争最有利于建国核心政治力量形成论述的限制”（贺照田，2011：90），因而他在中国无阶级存在的观念下，得出了“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梁漱溟，2011：70）的判断。为此，梁漱溟转而在乡村建设中寻找近代中国文明的出路，其中农业建设构成了梁漱溟整体建设方案的重要一环。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因其消费本位的性质，与乡村的关系并不是吴景超所判断的共生关系（吴景超，2020：37），而是矛盾甚至对抗关系。梁漱溟的这一判断与费孝通的看法存在相似之处。费孝通认为，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国的市镇还是都市都不是生产空间而实质上只是消费社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都市更只是“洋货的经济站”。因而在费孝通的眼中，“在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代的都会）是相克的”（费孝通，2021：136）。梁漱溟看到中国的工业无法在资本主义国际竞争格局中担起重振中国经济的重任，因而不赞同以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的思路。在他看来，解决中国乡村经济问题，关键在于以农业来引发工业，最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本位的工业体系。梁漱溟与费孝通都观察到，在近现代中国被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乡土手工业体系遭到破坏，但新式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建立，因而“所余下的只有农业一条道”（梁漱溟，2011：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