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3年元旦的南京城郊九龙街道正在举办美食节，大量外卖骑手聚集于此等单。四名有听力障碍的骑手围在一辆电动车前，打着手语闲谈。车主介绍说：“10000块买的小牛电动车，能开80码，骑起来拉风。”他左侧的骑手夸道：“聋人骑小牛，太牛了！”右侧的骑手摸完车身附和道：“上个月我赚了9000元，这个月继续努力，也买一辆。”对面的骑手摇摇头：“能送外卖就行，没必要。把钱存银行，过年给爸妈，建房娶老婆。”他们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聊着新车、婚姻、建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对一旁的我们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的喜悦和自信直击人心。 骑手作为平台经济重要的参与者，已引起中国社会学界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骑手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从该群体的劳动过程切入，聚焦于平台资本隐秘的劳动控制，以及劳动者对平台管控的协商或反抗（冯向楠、詹婧，2019；陈龙，2020；李胜蓝、江立华，2020）。这样的批判性探索不仅对平台经济的知识生产十分重要，也在舆论层面引起了政府和大众关注，促成了平台的自我约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研究（胡放之，2019；闫泽华，2023）。然而，长期聚焦于骑手和平台劳资关系，容易给学界与大众留下研究范式固化的印象——似乎骑手研究乃至更广泛的数字劳动研究，除了讨论平台控制与劳动者协商/反抗之外难有新的议题——有学者指出，上述劳资二元论范式对学界而言已“太过熟悉”（Xia，2021：311）。此外，因循劳动过程理论的劳动研究鲜少留意骑手等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外的生活经验，也鲜少探究他们除劳工意识之外的主体性认知与实践。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跳出骑手与平台关系的框架，探究数字劳动对骑手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以期推动学界辩证看待数字劳动的现实意义，并还原劳动者作为普通人更丰富的生活面貌。 在骑手研究已不胜枚举的情况下，我们选取了听障骑手这一小众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平台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外卖行业，女性和残障者的加入更使从业人群异质化。本文作者在点外卖的过程中遇到过多位听障骑手，对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好奇。带着疑问，我们在南京市九龙街道与听障骑手共同送了6个月外卖。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听障骑手并没有像既有研究描述的常人骑手那样，只将外卖工作视为过渡，且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朱迪等，2023；孙萍，2024）；相反，他们倾向于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普遍认可外卖工作的意义，并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信。本文意在回答如下问题：听障骑手为何会产生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外卖工作这一数字劳动形态给他们的自我认知与生活实践带来了哪些影响？探究他们在自我认知与生活实践上的变化对我们理解（数字）劳动之于劳动者的意义有何新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骑手研究 外卖骑手是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也是数字时代国内劳工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群体。赵璐、刘能（2018）最早聚焦骑手群体，开创性地将“控制-协商/反抗”框架应用于对外卖行业的分析，揭示了平台、代理商和消费者对骑手劳动过程的三层监控，并分析了骑手如何利用平台技术周旋。冯向楠、詹婧（2019）进一步考察了平台的用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管控，但骑手仍能利用规则与平台进行合作或抗争。李胜蓝、江立华（2020）同样关注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管控，并提出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陈龙（2020）指出，平台通过重新分配控制权，将算法系统和消费者推向劳动控制的前台，在淡化自身雇主责任的同时加强了对骑手的管控，骑手则逐渐失去反抗意愿，乃至开始自我管理。其后续文章进一步结合劳动过程研究与劳动关系研究，通过展示骑手劳动在现实世界创造的运输价值和在数字世界创造的数据价值，揭示了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双重性。平台的控制策略与劳动者的自主性作为本领域的核心议题，在新近研究中依然被广泛探讨，并日益深入到骑手劳动过程中更细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梁萌，2024；闫堃、孙砚菲，2024）。 上述研究深刻展示了外卖行业中劳资博弈的复杂性。自劳工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生根发芽以来，劳动过程理论始终是其核心框架，清华大学劳工社会学团队就“把观察、描述和理解工作现场的劳动过程作为各项研究的基本指向”（沈原，2020：5）。从制造业到互联网行业，该理论对指引国内研究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建华，2018），但其广泛流行也带来了一些伴生现象，如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固守既定框架，以致反复验证相似的结论。针对数字/平台劳动，有学者批评现有研究在视野和议题上窄化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丰富内涵，仅关注平台控制与劳动者反抗的辩证关系，妨碍了对劳动者完整的理解（魏海涛、李国卉，2022），尽管学界一般认为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在于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宰制关系（闻翔、周潇，2007）。突破“控制-协商/反抗”框架的方案或许很多，最激进的一种便是绕开劳动过程，走出劳工研究的“生产中心性”。这样做虽然有可能被认为背弃了布洛维以降的劳工社会学传统，但或许能看到劳动者更丰富的职业生涯与生活面貌。 （二）劳工社会学的生产中心论及其超越 在解释欧洲工人革命的动力机制时，布洛维批评前人研究忽视了生产过程对工人阶级特征的塑造。他将工作场所的斗争称为“生产的政治”，认为工人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形塑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身份，由此提出了“生产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production）命题（布洛维，2023：137-141）。在21世纪初劳动过程理论传入中国时，相当多的本土研究者自觉拥抱生产中心论，“我们的劳工社会学起步于布洛维一系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想掩饰，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无不铭刻着‘生产中心’和‘工厂政体’等范畴的鲜明烙印”（沈原，2020：10-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前的中国劳工研究多运用分层与流动等传统社会学理论框架，聚焦于社会问题，缺乏劳工社会学的视角。这一特点在当时的农民工研究中尤为突出。再加上彼时中国已在全球化浪潮下成为世界工厂，对劳工议题产生了巨大的理论需求，国内劳工研究遂主张拥抱生产中心论，通过进入工厂政体、介入劳动者的生产过程来观察劳工主体性的锻造（沈原，2006，2020）。结合学术生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研究转向无疑富有前瞻性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