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二维分野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兴起，根植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的社会转型与生态问题。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国内学界逐渐构建起“环境-社会”互动关系的核心叙事框架，形成以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与生态危机的病理解剖及治理路径探索为主的研究体系（陈涛，2024），并逐渐发展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相较而言，美国作为环境社会学的发源地，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形成了以“新生态范式”为基石的理论体系，且在研究范式、学科制度等方面发展得相对成熟。因此，中国学界在早期环境污染研究中，广泛引介以邓拉普（Riley E.Dunlap）、卡顿（William R.Catton）及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分析框架，并在环境保护与抗争、环境正义、环境关心与行为等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学术移植特征。可见，早期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格局极大地受到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影响。 从学科范畴划定来看，美国学界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明确划分为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两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前者将环境视为不断被破坏、污染的生态实体，聚焦于宏观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风险因素和治理策略，后者侧重于农村或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管理、利用等问题（Buttel，2002；秦华等，2019）。中国环境社会学虽然长期以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为传统研究重心（洪大用，2017），但近年来，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范畴中，围绕森林、草原、水域、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治理、利用与保护等议题的研究呈显著增长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对“自然资源-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并未沿袭美国的学科区隔模式，而是散见于社区发展、人文地理、资源科学以及旅游管理等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独立于环境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秦华、弗林特，2012）。这种模糊、碎片化的知识分布状态，源于中国在转型时期面临的环境矛盾紧迫性，它促使环境社会学形成了“环境问题优先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定式，进而使整体研究范式偏向现代生态危机叙事，客观上弱化了自然资源作为社会运行基础的结构性意义。 在经验层面，环境常被视为由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天然要素与经过人为改造的自然要素构成的生态总体（洪大用，2021）。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尤其是在以具体案例为基础的质性研究中，并不将环境视为一个自然整体性实体直接展开研究，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如何影响环境，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导致环境问题，聚焦诸如污染、风险或生态功能失衡等“社会事实”。而自然资源则特指山、水、林、田、湖、草等具有生态系统功能、在物理上可感知的自然环境要素，常在环境问题中作为被识别、界定与治理的具体对象单位出现。然而，自然资源不仅具备生态基础上的自然物质属性，还具有嵌入地方社会实践的社会属性，不应仅被视作环境问题的治理单位或从属成分，而应与环境共同构成理解人与自然互动的重要分析载体。 因此，本文主张以自然资源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并置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两个分析维度。正如秦华与弗林特（2009）强调的那样，“环境和自然资源议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不应过分夸大二者的差别，而应重视由此带来的潜在对话和融合机会，在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早期以跨学科的视角将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融合起来”，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更为全面、细致的了解。基于此，本文将自然资源视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维度，梳理近年“自然资源-社会”互动的核心议题以明晰其研究进展。随后，本文将以反思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环境社会学当前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并从概念定位、问题设定、分析逻辑和研究方法入手，尝试构建涵盖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双维分析框架，重新定位自然资源在自然环境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枢纽地位，为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新的认知图式。 二、自然资源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进展 本节对碎片化分布的“自然资源-社会”互动内容进行梳理，并将其归纳为自然资源的治理、依附、保护与开发四个核心议题。这些议题并非线性递进的阶段，而是对应多重社会主体在不同情境中如何与自然资源互动的基本面向。它们在社会生态网络中彼此嵌套、相互影响，共同构成“自然资源-社会”互动的复杂系统。 （一）资源治理：从要素管控到多元协同共治 自然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生态安全与代际公平问题。当前相关研究聚焦于治理主体、治理模式以及治理体系三个方面，呈现出从要素管控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的趋势。我国治理主体的特点，已由党委领导、政府包揽的命令控制型，逐步演进至党委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统筹协调型（卢春天、马怡晨，2022）。例如，千岛湖地区甚至将旅游者和媒体纳入治理网格，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杨兴柱等，2022）。 从治理模式来看，我国自然资源治理正由分要素、分区块治理向系统一体化转变（黄锡生、李旭东，2024）。传统单要素、分区块治理的模式将山、水、林、田、湖、草按照属性和用途归至不同部门分管，导致了“种树不管水，护田不问林”的碎片化问题（黄贤金，2019）。属地管理体制则易因行政区划壁垒，致使跨区域的资源治理成本由单个区域负担，容易引发地方之间的“搭便车”行为（黄锡生、李旭东，2024）。2018年中央组建自然资源部后，自然资源迎来了协同一体化治理的破局。以长江流域为例，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和统一空间用途管制，打破了传统属地治理中的行政区经济壁垒。2023年，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通过整合多部门信息，形成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四级联动实时监测网络（《人民日报》，2023），致力于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全要素治理的数字协同。可见，我国的自然资源治理模式已转向综合一体化，且其形式逐渐从物理整合向数智融合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