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当前，全球正从数字时代逐步迈向智能时代，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客观的社会事实。数字社会发展战略涉及推动数字观念形成并促成共识、培养和提升数字素质与技能、规划数据资源的社会动员与开发、推动数据价值的获取与创造等。一些国家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数字化培育，有些国家则通过国家总体动员推进社会数字化，还有的国家通过市场外包进行数字赋能。上述差异化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加剧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家庭等社会领域所受到的数字技术冲击，引发了结构重组。 有关数字社会发展的议题，主要涉及发展社会学与数字社会学两个领域。然而，既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参见孙立平，1991，2005；李培林，2021）——无论是基于西方国家经验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沃勒斯坦，2013；Amin，1976），抑或是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理论（孙立平，1991；Szelenyi，1978），均难以对数字社会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社会变迁做出有效解释。方兴未艾的数字社会学更多聚焦于数字技术引发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其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聚焦数字技术对社会交往与社会连接、生产组织与劳动过程、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阶层流动与社会分化的重塑（参见王天夫，2021；邱泽奇，2024；向静林、艾云，2023；赵一璋、王明玉，2023；吕鹏等，2022；刘河庆、梁玉成，2023；Brubaker，2020；Cohen，2015；Lupton，2015；Marres，2017）。二是关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过程的塑造以及国家对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治理（Innes，2020；吕鹏等，2022；谭海波等，2015；杨彪，2015）。三是探讨数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认为数字技术与社会文化可实现良性互嵌并促进技术扩散，反之则可能因引发社会分化和技术伦理等新型风险而制约技术扩散（吕鹏等，2022；王天夫，2021；梁玉成、政光景，2021；邵占鹏、付伟，2024；谢子龙等，2024；向静林、艾云，2023；刘雨婷，2023；Selwyn，2019）。 上述研究刻画了数字社会的具体形态，剖析了其运作机理，加深了我们对数字时代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的理解。但这些文献主要聚焦技术-平台-社会层面的分析，对数字技术发挥功能的前置社会条件以及国家在形塑数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因素考虑不足，难以解释全球数字社会演进中的分化现象：一些数字化起点较低的国家何以快速实现数字经济赶超；部分数字技术成熟的国家为什么难获规模经济效应；部分具备数字基础的国家又为何陷入发展停滞。事实上，国家可通过制定数字社会发展战略，依托制度安排与政策调配明确数字社会发展的优先顺序并定向配置资源，还可以通过社会动员整合企业、社团乃至个体等主体形成协同网络。 引入全球数字竞争视角可以从体系情境与社会情境两方面厘清数字社会发展出现分化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数字竞争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新形式，由此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数字社会发展议程的形成。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引擎，对经济的贡献率与渗透率增长迅猛，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同时，第二、第三产业面临数字化升级。数字科技领域的资本投入需求增加，数字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参见王天夫，2021；阎学通，2021；邵占鹏，2021；梁玉成等，2024）。全球数字竞争刺激了国家动员社会力量获取数字经济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动机，各国均将数字社会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需求与社会规模成为影响数字经济与国际竞争的关键变量，对于国家来说，选择何种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技术的泛扩散属性与强适应属性推动技术研发与应用从组织内部向社会全域扩散，此前作为被动消费方的“社会”有了提供产品、创造服务的可能，需求导向和规模导向由此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发展机制（参见李由君等，2022）。积极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能够有效激发社会需求，充分发挥数据的乘数效应，将社会规模转化为规模经济，为国家构筑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参见刘雨婷，2023）。可见，全球数字竞争已深度嵌入国家数字社会发展的决策逻辑，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直接关系着国际竞争“数字”赛道上的成效。 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追踪三个国家的数字社会发展过程，回答这一问题：全球数字竞争是如何塑造国家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并影响其结果的？ 二、分析框架：全球数字竞争与数字社会发展战略 在回顾发展社会学与相关数字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构建关于全球数字竞争与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整合性框架。首先，探讨数字社会发展战略在体系情境与社会情境共同影响下出现分化的内在动力与因果机制；接着，从“规模经济”与“消费者惩罚”的分析性概念切入，理解数字社会发展战略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竞争的影响。 （一）体系情境：传统世界体系与数字世界体系 当今世界已呈现出传统世界体系与数字世界体系并存的格局，这构成了各国形成数字社会发展议程的体系情境。 基于传统工业经济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世界各国可分为核心国、半边缘国、边缘国（沃勒斯坦，2013），它们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不同位置，由此形成了传统世界体系。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由国际体系、国家与社会共同构成的数字世界体系正在浮现，数字研发国与数字用户国①出现明显分野。在国际体系层面，数字技术革命正引发全球秩序的深度调整（Mansfield & Nita，2021；Vaynman & Tristan，2023）。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阎学通，2021；郎平、郎昆，2023）。在国家层面，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现代国家能力与治理体系，也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熊易寒，2024）。在社会层面，数字技术改变了社会连接方式，催生了新的社会互动行为，并进一步推动了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和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王天夫，2024）。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行发展，线上生活已变得与线下生活同等重要（参见陈龙，2022）。由此，数字世界体系与传统世界体系叠加，构成了双重世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