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娜·希吉安尼(Paulina Chiziane，1955—)是当今葡语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桑比克第一位出版小说的女性作家，先后荣膺莫桑比克最高文学奖“克拉韦利那文学奖”(Prémio de Literatura José Craveirinha)和葡语文坛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Prémio Camões)。个人成长经历、家庭对种族议题的立场以及代代相传的口述传统深深影响着她，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文化印记和叙事特色：她出生在莫桑比克南部加扎省曼雅卡泽市(Manjacaze)的一个新教家庭，父亲是反殖民主义者，要求家中只能说当地的乔佩语(Chope)和荣加语(Ronga)。希吉安尼在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习了葡萄牙语，后使用葡语创作欧语文学。1984年，她开始文学创作，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她迄今共出版小说九部，还涉猎散文和诗歌创作，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学创作体系。 一、希吉安尼小说的非洲性 朱振武认为，“目前中国与非洲文学的交流确实存在困境。尽管中非交往历史悠久，中非关系的持续升温使得国内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化，但我们对部分非洲国家的认知仍然存在大量空白”(程雅乐、朱振武6)。因此，分析希吉安尼小说的核心路径，在于探究她如何将历史与文化语境转化为叙事策略，通过事件的选择性重构、经验的本土化书写以及情节的象征性编码，揭示小说文本与莫桑比克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性批判。 20世纪初，非洲书面文学诞生。此后至60年代，非洲现代文学与国家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觉醒紧密相连，以“黑人性”为代表的文艺理论指引着非洲文学的发展，促进非洲传统文化的复兴。60年代以后，非洲文学聚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以揭露国家内部问题和社会冲突而强调文学的功用性与文化现实。在后殖民时代，非洲本土性与世界性交织，通过多元文明形态重构其现代性特质，并以此深度参与全球文化对话。朱振武在构建“中国非洲文学学”理论体系时指出，“简单说来，[‘非洲性’]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朱振武、李丹164)，在去殖民性、流散性等维度上展现出独特的张力。 20世纪90年代，莫桑比克涌现出大量社会批判小说。希吉安尼的创作便深度介入独立后国家动荡与民族身份重构议题，将政治裂变转化为叙事内核，形成历史在场性与文本政治性交织的美学特征。她既以文学话语解构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以象征空间重释历史进程，赋予文本多重阐释维度。《启示录的风》(Ventos do Apocalipse，1999)以莫桑比克独立战争为背景，通过个体叙事，展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暴力、饥荒、伤病、仇恨、羞辱、流散构成历史创伤的文学显影。希吉安尼设置了很多但丁式场景，引导读者了解人类的堕落本质。当政变撕裂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为了生存被迫发生流散，沿着同一条道路寻找村庄蒙特避难，在病痛与绝望中坚守希望，最终以重建种植园完成救赎。小说既是对殖民暴政的血泪控诉，亦以寓言化叙事揭示底层民众在历史碾压中的顽强韧性，实现苦难史诗与民族记忆的双重铭刻。人们抵达蒙特后开启了新生活，“据说那里天更蓝，云更舒。一边是森林牧场，人们可以吃任何香蕉树和木瓜树上的果实。每一棵灌木都是源泉，可以喝棕榈汁、甘蔗汁和腰果汁。另一边是笑声，人们躺在地上休息”(Chiziane，Ventos 147)。“蒙特是天国一隅，一个完美的天堂，香气扑鼻”(198)，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人们可以活得更有尊严。希吉安尼将莫桑比克人民对自由和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具象化，这种深层情感是小说悲剧情节中人物构建希望的驱动因素，并非乌托邦式的虚妄想象，而是产生力量的源泉。 随后，在《第七次宣誓》(O Sétimo Juramento，2000)中，希吉安尼将背景设置在全国抵抗运动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之间16年的内战结束之后，以彼时的社会废墟为叙事场域，通过阶级批判与殖民遗产清算的双重视角，解构民族解放叙事的断裂性。小说以资产阶级厂长大卫的伦理异化为轴心，揭示新独立国家权力结构的腐化：所谓的革命精英通过新殖民主义式剥削(如侵占工人权益，勾结超自然势力巫师马库卢·曼巴，甚至牺牲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复刻殖民压迫逻辑，形成“后革命刽子手”群体。小说中，城市空间作为欧洲现代性溃退的隐喻，与巫术传统构成文明对峙的符号体系，暗指本土抵抗对西方霸权的话语逆写。大卫背叛七次宣誓象征后殖民国家在资本—权力—巫术三元媾和中的道德坍缩，而女性角色承载的传统智慧则成为对抗结构性暴力的潜在线索。在这部小说中，有几个二分法的主题反复出现：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禁止与允许、超自然与自然，希吉安尼以此暴露民族国家建构中未被疗愈的殖民创伤，并质疑解放话语与真实民众诉求的错位。 在《祖鲁鼓：疗愈者与新约》(Ngoma Yethu：O curandeiro e o Novo Testamento，2015)中，希吉安尼进一步将非洲定义为一个不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共同体，以“疗愈者”为符号，将非洲传统宗教体系重塑为对抗基督教殖民化的抵抗性知识资源，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愿景所确立的教条，以探索、激发、提升非洲。这是一部穿越非洲传统和基督教之旅的小说。希吉安尼认为，每一个遭受过残酷殖民压迫的黑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在恐惧中审视自己，会自我压抑、对自己保持警惕，以免做一些让压迫者不快的事情。她在小说中写道，“当教会因为害怕压迫而称被殖民者的信仰为恶魔时，它就采纳了殖民者们的言论。非洲人被迫接受洗礼，被迫使用新名字；在殖民同化制度下，适应压迫者的宗教和文化。非洲人已经不再是自己……镇压是如此暴力，以至于在非洲独立多年后，普通公民仍然害怕反思自己，因为害怕以前的镇压再次发生”(Ngoma 267)。希吉安尼以此质疑欧洲思维模式，引导非洲人民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对非洲大陆的意义，鼓励非洲人民培养自己的思想体系，实现从“被定义的客体”到“言说的主体”的范式转换。 希吉安尼使用殖民语言来创作小说，但没有以西方小说家的方式写作，而是言说自己根植的非洲世界、祖国莫桑比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描述本国的现实。在阅读希吉安尼的作品时，可以清晰看到莫桑比克社会在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重新认识独立进程、内战创伤以及莫桑比克后殖民时期的冲突所带来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