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九月，乾隆皇帝前往盛京(今沈阳)谒陵祭祖，当年十月亲自创作了《御制盛京赋》(下文简称《盛京赋》)。随后，他诏令以32种满汉篆体文字刊印《盛京赋》，颁行天下。《盛京赋》在国内迅速流播的同时，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于1769年将其译成法文Eloge de la Moukden，并将手稿寄往法国皇家文库，由著名汉学家德经整理出版。钱德明译本随即在法国引发了广泛关注，随后又传播到英国，从而成为最早进入西方文学文化语境且产生直接影响的中国赋体文学作品之一。那么，《盛京赋》作为历史上第一篇西译赋体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西译和西传成为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呢?目前，学界对《盛京赋》本土传播和域外研究虽有所涉及，但鲜少会通二者的综合研究，难以凸显《盛京赋》的世界文学价值。本文不揣浅陋，欲在前贤今彦的研究基础上，汇通多语种史料，对《盛京赋》由中华而域外的传播过程、原因及阅读接受作细致梳理，借此探索中国文学世界性意义的生成，从而为当代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一、作为大清政治文本的《盛京赋》 《盛京赋》在体裁上属于京都赋。京都赋源自汉代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随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等，皆以主客问答体制宣扬大一统中央王权，题材和体制基本定型。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首列“京都”赋一门，强化凸显了其在文学总集中的首尊地位。不过，由于内容和体制上的陈陈相因，传统京都大赋在后来的发展中文学功能部分丧失，其价值主要在其政治功能。与以往京都赋由润色鸿业的文士完成不同，《盛京赋》是乾隆皇帝以帝王之尊而亲自创作，这既是其个人文史才能和大一统清朝国力的一次展示，也是对大清治国理念和思想的重要宣示。在赋首，乾隆宣称：“鼎立瓜分者，益琐纤旁魄不足以殚摅。而孟坚、平子、太冲者伦，方且艳陈崤函陇坻之隘、盐池墨井之腴、枍诣天梁之丽、三条五剧之区，极铺张以诡辨，彼何辞乃称诸!奚侔夫天作之皇宅，又何藉苌弘与魏舒?于是咨文献、考图籍，不恧不文，爰赋其略。”①乾隆以睥睨一切的口吻指出，此前天下曾经分崩离析，鼎立瓜分之势，难以尽述，而班固、张衡、左思之辈，却极力夸张描述。这些铺张夸饰的虚词滥调，怎堪用来书写一统天下、上天眷顾的大清龙兴之地?于是，他亲自查阅文献，考索书籍，以帝王之尊而赋写盛京，体现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恢宏气势。 首先，《盛京赋》试图从文化和道统上确立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地位。满族在明末崛起于中国东北而后入主中原，乾隆有意识地建构了一个“帝女天妹，朱果是吞，爰生圣子，帝用锡以姓曰觉罗，而徽其称曰爱新”(第136页)的族源神话，用以比附《诗经》中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传说，目的是突出满族族源的久远和正统。在叙述盛京的建置与规模时，他强调“其封域，则虽始自秦汉历隋唐以迄辽金欤?而举其规模，则维新皇运膺灵佑之独深也”(第136页)。他将满族的起源和盛京的封域纳入秦汉隋唐以迄辽金的大中华历史叙事和民族共同体建构中，意在表明其帝国在文化和道统上的合法性。经此历史叙事，将大清王朝塑造成为一个多元一统的新王朝。如此，则不仅在历史、文化、疆域、政治多重层面树立了大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且赋予了大清统治冠绝前朝的历史地位。 其次，《盛京赋》着力展示大清王朝的盛世景象，具有强烈的润色鸿业色彩。赋文先描写盛京周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饶物产，以证明满洲深得上天眷顾，所谓“帝眷东顾，用畀皇清，而为万载之沛丰”(第137页)。在接下来的铺陈中，乾隆皇帝依次描绘了盛京的地理形胜、山川物产以及盛京的营造过程、宫殿的设置，继而叙满人建政开元、狩猎中原、统一天下、国以殷富、兵以盛强的历程，意在说明大清没有蹈袭朝代更替的旧轨而开创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同时，《盛京赋》还花了大量笔墨对狩猎场景极力铺排。这既是京都赋的写作传统，也是对中国传统礼法的继承，同时也从侧面展现清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意在说明“合内外为一家，自我祖而已然”(第139页)。赋文描写了当朝国泰民安的情景，以表明“国以殷富，兵以盛强”(第139页)。政治上，“吉君臣之一德，而扩我闼于八荒”(第138页)；军事上，“因天地之利，习军旅之劳，战则克而祭受福”(第139页)；经济上，物产丰富，粮食富足，“我簋斯盛，实佳粢也；我仓如陵，庾如坻也”(第139页)。赋文还处处流露出天命观思想。如描写盛京周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饶物产，不免发出“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第135页)的感叹。追忆清朝开国历史，则强调其“天命天聪，丕显丕继，因其旧沈，拓我新制”(第137页)。叙述清朝取代明朝，则称“因人心之归清，顺天意之厌明”(第139页)。最后总结：“盖尝考千古之兴替，稽百代之历数，拒符瑞之难谌，信仁义之堪守，斥逐鹿之蛊说，审神器之有授，乃知帝命不时，眷清孔厚也。”(第139页)强调是清朝统治者以仁义而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厚爱，体现了儒家的“应天授命”的思想。总之，赋文刻意塑造大清地大物博、国力强盛、天命所归，意在从实践层面证实大清统治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