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词与物》中，他沿着生物、经济和语言三条线索对近代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的知识型进行了思想体系史的考古。在这三条线索中，福柯认为语言的线索与生物学和经济学同等重要，但却被忽视得最多，所以对语言与书写关系的考察成为《词与物》中占比很大的内容。对于福柯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引入语言问题对哲学、思想体系、历史和政治实践等都极为重要：“直到19世纪末，语言(le langage)才首次作为独立对象直接进入思想领域。甚至可以说，若不是作为语文学家的尼采……率先将哲学任务与对语言的激进反思关联起来，这一进程或许要推迟至20世纪。”①作为语文学家的尼采把哲学的任务与广泛的作为言语活动系统的语言存在论结合起来，这使人文学不得不从哲学-语文学的视角思考媒介的非透明性和历史性，福柯对话语(discours)的条件和环境的研究就在尼采的哲学-语文学的延长线上。德勒兹也强调过福柯在《词与物》中对语言学的重视：“福柯指引了一个极有趣的方向：如果语言学在人本主义(humaniste)的19世纪真的被建构于语言的散布上，使其如同在客体名义下的‘语言整平’条件，一个反弹则已开始酝酿，即文学取得一种完全崭新的功能，其反过来‘集结’语言，着重于一种在意指及意涵之外，也在发声本身之外的‘语言存有’。”②德勒兹既指出了福柯赋予语言与生物学和经济学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指出了语言位置的获得是因为它具有“集结”(groupé)能力，即语言凭借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方式具有了反思以语言为存在媒介的一切存在的能力，这也正是福柯使用“语文学”的诞生和政治性地描述欧洲19世纪语言存在的方式——对象化的存在和文学的补偿。 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福柯非常重视语言问题，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在福柯后来的研究中又以什么方式呈现? 这里要注意的可能首先是，人类至今尚不知语言的起源，我们每次论述和寻找语言的起源，恰恰是基于哲学、思想、政治、历史、军事乃至技术的需要，正如卢梭所说的这段话——“也许在探讨语言的起源方面，我们需要采取另外一种与人们迄今采用的办法完全不同的入手之道来推理。东方各国的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语言；它们的美妙，完全否定了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刻板式的进程……有些人说初民的语言是几何学家的语言，而我则认为是诗人的语言”③——所表明的，不同时候，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而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看待东方各国和初民的语言也正是当时卢梭的政治和哲学需要。或者如卢梭的回应者、反对者、18世纪论述语言起源的另一位重要学者赫尔德所说的：“现在，由于大多数捍卫人类本源说的人立足点极不牢靠，而另一些人如苏斯米西又有那么多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科学院便想看到有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争端……我们面对的这个宏大的题目深深地关系到心理学和人类自然秩序，关系到语言的哲学以及一切借助语言形成的知识，有谁不想试着回答一下呢?”④赫尔德点出了当时柏林科学院解决语言问题背后的宏大考虑，所以，不仅对18世纪，对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语言之事大矣，它关系人类的存在，关系借助语言形成的一切人类知识。而赫尔德认为，“孔狄亚克和卢梭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都走上了歧路，就是因为他们对动物与人的这种区别认识有误。而且两人错误还不一样，孔狄亚克把动物当成了人，卢梭则把人当成了动物。所以，我必须另外寻找出发点。”⑤赫尔德这种对另外的出发点的寻找，在语言起源说内部引入了不同于卢梭、孔狄亚克和苏斯米西的语言的动物声音起源说，正如刘小枫所述：“1769年，赫尔德参加柏林科学院征文赛的《论语言的起源》获奖，我们在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赫尔德如何凭靠动植物学论证人类语言的自然起源——这就是赫尔德的启蒙。”⑥当然要强调的是，卢梭、孔狄亚克和赫尔德三者之间又有着清晰的主张语言人本起源和自然起源论的联系：“直到17、18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同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学者中最有名的三位是：孔狄亚克、卢梭、赫尔德。”⑦对于卢梭所论的初民的语言是诗人的语言，福柯也说到赫尔德与此相似的判断：“诺瓦利斯从赫尔德处继承了这一观点：梦是起源生成的原初时刻——梦是诗歌的原初意象，而诗歌是语言(langage)的原始形式，即‘人类的母语’(langue)。”⑧他又在语言起源说外部回应了法德之间的权力关系：“赫尔德批评了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国哲学家非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搅乱了正常的思路。”⑨赫尔德激烈地嘲讽孔狄亚克：“孔狄亚克提出这一假说(孔狄亚克通过假设荒漠中的两个孩子讨论语言的起源)，是想探索人类知识的自然进程，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假定，为什么要把那么不自然的、自相矛盾的材料当作理论的基础呢?”⑩由此也可见语言起源论与国家权力和政治的密切关系。 卢梭和孔狄亚克正是福柯在《词与物》中讨论古典时代波尔-罗亚尔(Port-Royal)普遍语法学派以及观念学知识型时论语言和认识起源的重要引征对象。但涉及到德国的赫尔德，福柯也明确提到自己在《词与物》中的讨论的有限性和不足：“在这样做时，我并未宣称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的所有论述都已涵盖其中；我既未提及维柯，也未提及赫尔德，既未谈及圣经诠释学，也未谈及文本的评论与注释……亦未谈及语言的修辞学或美学。”(11)福柯的这一论述再次提示了人类认知语言起源的不完备、不周延和不可能，所以早期福柯在战后信息论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语言认识论、存在论、方法论及对它们的哲学反思，但之后很快他就直接进入了历史与言语的话语分析，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讨论语言起源的内部问题中，但他后来对话语的历史性、政治性分析可以说正是以卢梭论语言起源与地区(南方、北方)、地方行政的关系，以索绪尔论语言的外部因素(民族学或种族、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地理等)或言语的语言学和普列托(J.Prieto)论话语环境作为方法和内容的。 一、索绪尔的普遍语言学与福柯 我们从未认知语言的起源，而是在历史的语境中不断重构不同的语言起源论。基于此，本节重在指出福柯论语言问题的理论语境，即福柯对索绪尔的继承。索绪尔在20世纪初讲述普遍语言学(12)时，其清晰的诉求就是要建立语言的科学，故而他以“语法”、“沃尔夫自1777年起所倡导的语文学”、“琼斯(W.Jones)和法朗兹·葆朴(Franz Bopp)所主张的比较语文学”为历时性线索论述了欧洲的语言学史，并得出一直到最后这个学派“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science linguistique)”(13)这一结论，充满雄心壮志要建立语言科学的索绪尔进而区分了狭义的语言和广义的语言(言语活动)：“语言(la langue)和言语活动(le langage)不能混为一谈；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所以索绪尔“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Saussure，25页，28页)。(14)他要绕开言语活动这个个体与社会的复杂领域，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对象，进而建立语言的科学系统，这是要重新激活古典时代以波尔-罗亚尔学派为代表的“普遍语法”。在索绪尔看来，个人是言语活动的主体，但语言只有在群体和集体中才是完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