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近代汉语多功能语素“把”研究

　　○、引言

　　“把”本义为“握持”，中古汉语时期“把”出现了介词用法，可以引介工具宾语或处置对象等，早期近代汉语时期（唐宋）“把”字处置式产生且发展很快，有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等，成为汉语中一种常用的重要句式。这些用法沿用至今，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处置标记“把”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后期近代汉语时期（元明清），“把”出现了其他用法，如给予动词、与事标记、受益标记、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等：

　　（1）孙监生家里整整齐齐坐了八个牢子，把了他八十两差使钱，还只要拿孙监生。（《型世言》三二回，给予动词）

　　（2）将割下的肉，放在一个沙罐内熬成粥汤，要拿祖母。（《型世言》四回，与事标记）

　　（3）崔呈秀道：“殿爷塑了一个生像，那些百姓朝夕焚香顶礼，愿殿爷与天同寿。”（《鼓掌绝尘》三六回，受益标记）

　　（4）次日，杜开先带了家僮，竟到韩相国府中。门人通报，那韩相国闻说杜公子来到，十分之喜，急令家僮开了中门，匆匆倒履出来迎迓。（《鼓掌绝尘》四回，使役标记）

　　（5）话说母夜叉，听得丈夫察院打杀了，放声大哭一场。（《女开科传》七回，被动标记）

　　个别学者关注到了其中一些用法，黄晓雪、李崇兴（2004）指出“把”的给予动词用法出现于元代，产生的条件是“把与”连用，[9]郑宏（2012）讨论了“把”字被动用法的产生。[37]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个别例句的、零散的定性分析，缺乏大范围的定量考察，也未能将这些用法联系起来作整体思考。总的来说，学界对“把”字句的研究集中于处置式的演变，而对后期近代汉语中出现的上述用法，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其原因在于历史语料中这些用法的用例较少，而这些用法都能反映语言系统中重要的语法特征，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历史语料中有许多语言现象因语料较少、研究难以展开，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语言历史面貌的认识，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中较少出现的“把”字句用法的研究为例，来探索有效利用这类语料的方法。

　　方言调查显示，在江淮官话、湘语、赣语等南方方言中，“把”亦有给予动词、受益标记、处置标记、被动标记等用法并存的现象，因而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给予动词“把”及其多功能性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如石毓智、王统尚（2009），[23]盛益民（2010），[22]胡云晚（2010），[6]黄晓雪、贺学贵（2018），[8]夏俐萍（2020），[29]343-362徐英、王姊林（2021）[31]等。方言中的“把”与后期近代汉语时期的“把”是否存在关联？黄晓雪（2006）认为方言中“把”的处置用法反映的是唐宋的历史层次，“把”的给予和被动用法反映的是元明以来的层次，三个用法所处的历史层次不同。[7]那么后期近代汉语时期文献中所见的“把”多种用法并存是否也是不同历史层次的叠加？如果是这样，现代汉语方言中属于元明层次的“把”的用法在元明文献中究竟是什么性质？确定不同用法的历史层次与梳理“把”各种用法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对后期近代汉语新出现的“把”用法的研究有益于深入讨论现代汉语方言与近代汉语的联系。

　　根据已有研究，上述后期近代汉语出现的“把”的用法，最早见于元代，而在明末清初文献里各类用法最为全面、丰富，因此本文选取明末清初的7部文献作为考察对象，按照作者的方言背景区分为南北两组，①详尽描写文献中“把”的上述用法，分析这些用法之间的联系，探讨其语法化过程及“把”用法演变的南北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考察的文献都是通语文献，并非方言文献，大部分语法特征是一致的，比如“把”字处置式及其“致使”义用法在7部文献中都是最常见的用法，但是由于作者的方言背景不同，作者在用通语写作时会不自觉带入个人的方言特征，或者采用方言特征与通语折合后的用法，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把”的各种用法，这些用法虽然用例不多，却提示了历史上通语和方言接触的重要信息，值得关注。

　　一、明末清初多功能语素“把”的用法

　　吴福祥（2011）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功能的语素称为“多功能语素”，包括实词、虚词、附着词和词缀，吴文总结前人研究后指出，多功能语素有两类：多义性语素和异类多义性语素，其中异类多义性语素是“一个特定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的意义或功能，这些意义或功能历史上来自相同的语源成分，但在共时层面属于不同的形态-句法范畴或者关联于不同的形态句法环境”。[28]此后学界关于汉语多功能语素的相关研究很多，比较重要的如金小栋、吴福祥（2018），[14]和本文内容关系密切的有覃东生（20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