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社会调查即被引入到报刊工作中，成为打破上下隔膜的重要工具①。作为社会调查的技术方法，调查研究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被中共吸收并不断完善，逐渐成为舆论斗争和政策宣传的重要路径。伴随着中共职能从干部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拓展，调查研究在党报工作中不断贯彻，并在基层传播中促成了政策宣传和群众反馈的双向互动。 目前，相关研究注意到社会调查借由近代报刊，逐渐发展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本形式，甚至作为全新文类，成为观察、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状况的重要方法②。自晚清起，调查报告往往以混合体的面貌出现在报刊中，并夹杂有新闻、历史和政论，“便于新闻工作者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更灵活地反映现实。”③这揭示出调查在新闻报刊中的文本角色和媒介特征。就中共而言，信息搜集、采编报道与报刊工作联系紧密，革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及时、丰富、恰当、可靠的信息反馈。 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等党报持续发挥联系干群、宣传政策的媒介功能。1946年前后，针对该时期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面貌的区别一度有模糊和趋同的倾向”④，中共太行区党委多次展开干部整顿。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与区村干部的工作情况缺乏自下而上的反映，这一情况受到负有采编、及时报道和通讯宣传职责的党报持续关注。目前学界多关注党在建政后利用“内部参考”的调查研究方式⑤，对党在根据地时期借由党报进行的治理实践关注不足。本文拟从中共党报的调查研究传统出发，通过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太行版《新华日报》等党报所涉通讯组织、调查活动、社论报道等材料进行考察，分析调查研究与报刊工作的联系，进而反映中共如何将调查研究引入到群众路线中。同时，借由党报，调查研究成为新兴的文稿撰写方法。在推进土地改革与基层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基层群众利用革命话语下的调查研究维护自身利益，党也逐步获悉基层干群概况，并借助驻村调查顺势动员各阶层群众，完成新旧干部班子的更迭和问题干部的整顿，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引入与落实：调查研究何以进入党报 列宁认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⑥。作为马列主义政党，为认识基本国情，早期革命知识分子便通过报刊征集开展社会调查⑦，随后又积极将调查研究贯彻到新闻事业和报刊工作中，如《向导》即连续刊载调查材料，介绍地方社会情况⑧。此外，中共注意发挥报刊在社会舆论和敌我斗争中的作用，如将党报作为党内教育和理论学习的载体⑨。该阶段，党报基本作为调查材料的传播媒介。 苏区时期，中共即重视利用交通网及党报传递指令与交流各地信息，并注意到报纸在群众工作中“可以扩大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政治影响”，加强党群联系。党报所需的材料搜集与供给系统，更可以深入推进到基层，建立通讯网和发行交通网。⑩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借助党报工作联通群众，声明“要使我们的党报变为真正党的领导的机关报，那不但需要党的领导者经常的写些指示文章，而且需要能够真实的反映党的下层的实际情形，也只有各级党部经常把实际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的缺点与经验告诉党，党报才能更具体的起它的领导作用”(11)，这反映出中共已将党报作为沟通群众与党的重要媒介。囿于经验不足，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与纪律要求未及时在党报工作中予以贯彻。如张闻天曾强调，党的报纸还“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大部分报纸所载“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12)。 193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就党报问题指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13)起初，因报导内容空洞，《新华日报》在群众中的反响并不好。鉴于此，“新华报人灵活采用会议调查、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和技巧，取得了良好成效”，由此取得的调查结果对报纸的改版调整和宣传动员起到了有利推动(14)。12月，时任《抗敌报》编辑部主任的邓拓建议各级党部和支部应“普遍建立读报组，吸收广大的群众到无数的读报组中来，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报周围，同时也就团结在地方党的周围。把我们的读报组普遍深入到山沟小道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去，广泛地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15)。 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中共进一步将群众路线和党报工作联系到一起，其直接体现便是调查研究在报刊工作中的持续贯彻。如中央宣传部要求党报及各类刊物积极说明，并且规定“以后各地同志给上级党部与中央的报告，具体材料应占百分之九十”，意见与结论则相应减少至百分之十，希望以此“纠正现在百分之九十为空洞议论，百分之十为具体材料的反常现象。”(16) 中共党报对调查研究的吸收利用，既因革命实践所需，同时也受马列主义影响。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即提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对其进行社会调查的影响(17)。重庆版《新华日报》更直接在纪念马克思一百廿五周年诞辰时发表社论，借用“马克思的调查研究，不仅看到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的深处，研究问题的具体性和多样性，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这样，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18)，以党报为载体，号召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进入华北后，中共即着手创建根据地。在巡视地方的过程中，李雪峰发现，“党的教育不够，没有深入传达文件、党报”(19)。晋冀豫区党委即决定“调查动员知识界文化人来《中国人报》社主办之记者训练班受训，以发展该报至各地报纸与文化教育工作。”(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