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平台化进程，旧有的传播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通过访问新闻网站获取新闻的用户越来越少，昔日整合公众注意力的新闻机构，在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竞争中渐落下风，并就此发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抗衡与接纳实践。譬如，将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报道的对象，刊发其运作规范的相关报道，试图监督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责任履行情况(Carlson，2018)；将社交媒体平台纳入新闻生产的全流程，包括搜集新闻线索(Tandoc & Vos，2016)、写作报道(Lischka，2021)、分发新闻(Sacco & Bossio，2017)等。在此背景下，直接面向平台展开工作的社交媒体编辑(Gleason，2010)应运而生。不少学者也认同社交媒体编辑责任重大，指出修改新闻内容、调整新闻更新的频率、与用户互动等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Lamot et al.，2022；Lawrence et al.，2018；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时至今日，社交媒体编辑的岗位设立不过十余年，却已广为人知，“小编”的代称也成为网络通用的表述。不过，相较于记者所拥有的关于身份或劳动形态的清晰界定，社交媒体编辑尚处在一个略显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小编切错账号扣工资”“小编标题党”等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其劳动被认为是对市场和受众的过分顺从(曹林，2020)。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又时常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如“北京日报小编”因耐心回复评论而被夸上热搜，其背后“研判舆情、巧用信息”的劳动智慧也得以彰显。① “标题党”或是“神回复”，无论褒贬都在揭示社交媒体编辑劳动的内在逻辑。他们看似多样的表层目标，诸如适应平台、提升阅读量、增强粉丝黏性等，在更深层次上都指向了对“可见性”的争夺与管理。只不过，社交媒体编辑如何理解“可见性”并展开以“管理可见性”为目标的劳动尚不清晰。具体而言，他们所管理的“可见性”，其归属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当我们称赞社媒平台上的一篇新闻报道“数据好”时，这份可见性的红利可能同时指向了报道本身、媒体品牌、写稿记者乃至社交媒体编辑自己等多个主体。在理想状态下，这些主体的可见性或许能够相互促进，但在具体实践中，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可见性程度的差异，更潜藏着资源分配的争夺。例如，当一篇推文成为“爆款”时，其带来的可见性红利是应该优先用于巩固机构的品牌形象，还是用于突出明星记者的个人魅力？当平台算法更青睐人格化的小编时，是否会削弱机构的权威性？社交媒体编辑在这种多重甚至相互冲突的可见性目标之间进行持续的权衡与协商。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结构性的张力正是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 因此，本研究将原本用于描述博主和粉丝的“可见性劳动”(visibility labor)(Abidin，2016)概念引入对社交媒体编辑的研究，尝试概括他们以管理可见性为目标的劳动形态，并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探讨社交媒体编辑可见性劳动的具体展开过程，进一步把握社交媒体编辑在“新闻编辑室-平台-用户”复杂关系间的位置。我们认为，与个体博主为自我扬名或粉丝为偶像争取曝光度不同，身处组织之中的社交媒体编辑，其管理可见性的劳动(即可见性劳动)天然具有一种“代理”性质，同时其代理的目标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他们的劳动因此显得尤为复杂而重要。本研究的价值有三重：其一，通过将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形态清晰界定为“可见性劳动”，能够超越“标题党”或“神回复”之类表层争议，系统性地增进学界对这一新兴群体劳动价值与专业困境的理解。其二，社交媒体编辑作为受雇于组织的“他人导向”的可见性劳动者，与“自我导向”的个体博主(Abidin，2016)或行为自发的粉丝群体(Zhang et al.，2023)形成了鲜明对照，对社交媒体编辑的研究能够将可见性劳动的分析从个体和趣缘社群，拓展到更为复杂的组织化场域之中。其三，在平台媒体化趋势日益深化、各类组织纷纷增设平台运营岗位的今天，社交媒体编辑的故事为我们想象平台向各领域延伸的触角将抵达何处，提供一个来自新闻业前沿的生动样本。 二、文献回顾 (一)面向平台的社交媒体编辑 在媒体组织中，社交媒体编辑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职能岗位，不同于处理纸质出版物或广播电视上内容传播的传统编辑，他们主要面向社交媒体平台展开工作，如筛选、编辑、发布新闻，选择性展示用户评论并与之互动(Lawrence et al.，2018；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等，以期推广新闻内容、增加订阅量和广告收入、提升品牌认知度(Kalogeropoulos et al.，2019；Lischka，2021；Opgenhaffen & Hendrickx，2024)。 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挖掘社交媒体编辑劳动的具体操作。学者们发现，社交媒体编辑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情境适应性。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社交媒体编辑会单独制作社交媒体贴文以抢占热点(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在日常转载中，他们也会因应平台特性，有针对性地修改标题、调整图像乃至媒体格式(Lamot et al.，2022；Verstappen & Opgenhaffen，2024)。这些策略源于对不同平台话语风格的洞察，例如Facebook上更受欢迎的是非正式和情绪化的新闻，而Instagram则更强调对话感(Lamot et al.，2022；Hase et al.，2023)。然而，这种适应并非无条件的顺从。在处理重大或有争议的新闻时，出于对“新闻品牌形象”的考量，社交媒体编辑又会谨慎使用表情符号、克制情感，并倾向于转载原报道(Hågvar，2019)。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编辑不仅瞄准各分发渠道的特点，发展出“流量想象”和自我审查，还作为编辑部内最接近受众群体的人，通过收集用户意见、与之互动，向组织内部提供决策参考，有时还可以影响记者新闻稿件的生产(Neilson & Gibson，2022；Sacco & Bossio，2017；张寅，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