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环境下，人们迎来了一个新闻资讯极其丰富且极其廉价和易得的时代，然而与理性主义论者的预期相反，新闻回避现象却越来越普遍。路透新闻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球有四成的受众正在主动回避新闻[1]，这一数据几年间处于持续增长中。这个现象引起了学者们深深的忧虑，因为从规范性民主理论来看，公民的“知情”积极性与政治参与能力是民主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社会共识是良性民主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担忧越来越普遍的新闻回避现象正在动摇民主社会的根基。这种以“民主赤字”为核心的关怀[2]，主导了目前关于新闻回避研究的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研究者们大多将新闻回避视为负面的现象，关注其消极的后果，如导致公众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降低政治参与、削弱社会资本等[3-4]。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既往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探寻新闻回避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探讨改善的方案，业已识别出的影响因素包括信息过载、负面内容引发的情感耗竭、对媒体机构的不信任与新闻效能感低下，等等[5-6]。 然而，这种以民主危机为导向的视角，建立在一个未经审视的假设之上，即将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并预设了回避行为必然会导致新闻接触量的下降并造成公民角色弱化的结果。这个逻辑虽然清晰，但由于过度简化了数字媒介生态下人们新闻参与的复杂图景，因而在经验上是不真实的。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标定的新闻回避者仍可能保持较高的新闻接触水平[7-9]，个体新闻接触实际上处于由个人选择、社交网络和算法系统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流动状态。这些研究提示，新闻接触水平与回避行为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可能共存于一个动态的光谱中。 有鉴于此，厘清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之间的真实关联，描绘数字化传播生态下人们新闻接触的实际图景，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评估当下的社会共识状态，并据此探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本文循此问题意识，将通过实证分析来呈现新闻回避与接触之间的关联形态，并进一步从能力、机会、动机三个维度探究影响二者关系的具体因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超越二分视角：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的动态交织 学界关于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的概念界定，经历了明显的转变。早期，将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视为两种截然二分的行为，将受众简单地划分为新闻接触者与新闻回避者[10-12]，并将新闻回避操作化为与新闻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 from news)、抵制新闻(resisting news)或几乎完全放弃新闻[13-14]。尽管二分法为研究提供了简明便利的分析框架，但由于过度简化了受众的新闻参与行为，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此，一些学者将新闻回避定义为低新闻接触量而非与新闻脱离，即认为回避与接触存在于一个连续的频谱上，而不是非此即彼状态。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构建新闻参与的多分类框架。Edgerly等人将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接触平台纳入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新闻用户：新闻回避者、仅使用精选新闻的用户、仅使用传统新闻的用户、全面型新闻接触者[15]。Vliegenthart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包括极简主义者在内的九种新闻参与模式，其中全面型接触者也表现出一定的新闻回避，表明了新闻回避并非局限于低新闻接触群体[16]。王斌等人将新闻回避行为划分为断连型回避、偶遇型回避、策展型回避与监控型回避；而且发现除断连型回避外，其他三类回避行为与新闻接触是相互交存的[17]。 这一转变将新闻回避行为置于新闻接触的框架之内予以理解，突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多个相关概念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解。首先，选择性接触/回避概念提出个体倾向于选择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并回避不一致的信息。如个体可能会基于其政治倾向避开特定新闻来源[18]，或因偏好娱乐和软新闻而回避特定类型的内容[3][8]，但仍在接触其他形式的新闻。其次，偶然性接触机制指个体在非主动寻找新闻的情况下偶然遇到新闻内容的过程。这一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即使是那些不打算在社交媒体上寻找新闻的个体，也可能通过朋友分享的帖子或算法推荐接触到新闻[9]。最后，算法策展系统基于用户行为历史和相似用户偏好推荐内容，使得即使表现出回避行为的个体也可能接收大量的新闻内容，从而使回避与接触同时存在。个人偏好、社交网络和算法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共同塑造了个体在新闻接触频谱上的位置，挑战了传统的将二者视为此消彼长且对立的关系的看法[7][19]。 以上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关系认识的变化，启发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回答一个延伸而来的问题：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哪些因素影响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以及它们的关联性？依据已有的研究，本文将新闻回避界定为个体有意识地、主动地采取过滤、限制或减少新闻信息摄入的策略性行为，而非与新闻信息断连。相应地，本文将新闻接触水平定义为个体在一个时间段内接收到的各类新闻内容的总量。新闻回避反映的是个体对信息环境的主观控制意愿，而新闻接触水平则是指个体实际的新闻接触结果。这种界定有助于对二者进行明辨和区分。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有何关联？新闻回避是否必然会导致新闻接触水平显著降低？ RQ2：哪些因素影响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水平？ RQ3：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叉影响？ (二)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的影响因素：基于COM-B模型的分析框架 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本质上都是信息处理行为，涉及个体对媒体内容的主动选择与决策过程。因此，本研究采用行为科学研究当中的COM-B理论模型来探讨影响二者的因素。COM-B模型(Capability-Opportunity-Motivation-Behaviour Model)由Michie等人提出，他们认为，任何行为的发生都需要三个要素的协同作用：能力、机会与动机。其中，能力指个体执行特定行为所需的心理和生理能力；机会指促使行为发生的外部环境因素；动机则包括反思性(理性决策)和自主性(情感反应)两种驱动力[20]。尽管这一模型最初是用于健康行为改变的研究领域，但其在新闻行为研究中同样适用。一方面，新闻接触与回避不仅是媒介使用行为，更是行为心理和认知判断的体现，与健康行为、消费决策等领域中所研究的行为机制存在高度相似性；另一方面，该模型强调个体的内在能力、外部环境支持与动机驱动三者交互作用，这一框架能够系统地整合已有文献中对新闻行为影响因素的零散分类(如媒体环境、个体特征以及其他情绪感知因素等)，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结构化的解释体系。因此，本节分析能力、机会与动机三个维度的因素如何影响新闻回避行为和新闻接触，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