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媒介融合实践已走过十余年的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预示着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将再上台阶，走向新一轮的转型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主流媒体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启拥抱数字化的媒体融合进程，随后在政策驱动与技术变革语境叠加的媒介融合进程中，其传播地位却面临悖论性困境：一方面，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持续加码；另一方面，社会影响力正遭遇结构性削弱。 主流媒体理应是中国信息传播变局与社会变革最敏锐的感知者和响应者，多年的“跨界融合”为何仍未解决“凝聚海量的以个人身份自主加盟的忠实用户”这一核心问题①，显然，技术在此过程中绝非完全的中性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商业化浪潮后，互联网技术三十多年来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信息传播经历了“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智能传播”的重大变革，技术的深度嵌入不仅改变了传播的实现方式，更从根本上重构了社会传播结构。然而，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更多停留在技术与应用等“术”的层面，这意味着技术给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和影响力转移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主流媒体对“传播主体结构性转变”的认知不足——未能深刻理解在分布式、算法化的新传播生态中，传播主体的影响力正从单一中心向多元节点扩散与协同生成转变的根本逻辑。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主流媒体在融合进程中，未能完成从依赖行政赋权的“工具使用者”向适应新传播生态的“结构协作者”的关键角色转型，其影响力自然难以避免边缘化的命运。赢得影响力竞争，既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取向，也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②这种影响力的转移不仅是传播技术逻辑变革的结果，更是算法制度与平台治理意志重新界定传播权力与公共价值的过程，导致传播正义在看似“中立技术”中被隐性再分配，形成新型的信息不平等与社会失衡。 数字技术与平台制度的演进，重塑了信息可达性、公共价值分配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这不仅关乎主流媒体的生存，更关乎数字时代传播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在这样的结构性变迁背景下，理解主流媒体的发展困境与未来路径，必须立足于对传播正义、结构权力以及技术制度的整体性审视。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在媒体融合的不同阶段，主流媒体的传播主体地位和影响力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二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环境下缘何渐失影响力，呈现主体边缘化趋势？三是面对“人机融合”、平台深度嵌入社会传播基础结构的现实语境，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系统性变革”重新锚定其在传播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重获核心影响力？其战略转型的底层逻辑与可行路径何在？ 一、主流媒体影响力的阶段性演变 传播权力并非静态的占有物，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社会机制。借鉴福柯的权力观，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场”，它“无主体、非中心化”，通过特定的技术、策略和机制在社会层面运作，实现支配与控制。福柯认为权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权力是如何运作的。③在平台社会结构中，福柯式的权力观表现为算法、数据、接口等“程序化权力”，通过看似中立的技术规则，嵌入用户行为、内容流通与社会互动的全过程。荷兰学者范·迪克及其合作者在著作《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中提出“平台社会”这一概念，指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即数字平台作为关键基础设施，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组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权力关系以及公共价值。平台已由最初掌控技术和信息的权力演变为影响市场的经济权力，进而将权力延伸到公共领域中，引发社会场域中各种实践行为与规则的重塑。④这种程序化权力的制度性扩张，不仅在微观层面塑造用户的偏好、点击与观看路径，更在宏观结构上通过对数据的捕获与再分配，实现对信息流通、舆论结构乃至社会关系网络的系统性控制，使平台不仅是信息流动的中介，更是权力分配的新型制度场域，主导了当代传播秩序的重组与社会控制机制的演变，成为一种兼具社会组织与治理功能的新型制度主体。 这意味着，理解特定主体(如主流媒体)在特定场域(如传播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需要关注其在传播场域中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力”。具体体现为：其在传播结构中的地位、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能力、话语的建构与引导效力，以及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整合程度。这种影响力的来源、生成方式、分配结构与行使策略，随着融合进程的深入而发生深刻嬗变。依据媒介融合的发展逻辑——从技术驱动的形态整合(媒介融合)到体制机制重构的资源整合(媒体融合)，再到深度嵌入社会系统的功能整合(社会融合)，本文将主流媒体影响力的消长与重构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揭示主流媒体如何由中心走向边缘，进而寻求协同再定位的过程。 (一)中心主导：体制赋权与渠道扩张 在媒介融合阶段，主流媒体的融合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特征，表现为对互联网技术的工具化应用与渐进式整合。主流媒体借助网络技术开展数字化生产，如电子报、手机报、电子杂志、网络广播等，并通过多终端分发以延伸内容触达范围。技术在此阶段主要被视为提升传播效率的工具，尚未对媒体的核心生产逻辑与制度框架形成根本性冲击。这种“+互联网”的增量改革模式，本质上是在维持既有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嫁接实现传播渠道的拓展，呈现出“形式融合”的典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