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不要把时间耗在不必通过现场去解决的东西上，建立好关系，回来也可以补充采访”(BM21，2024年6月4日)。这话出自本文访谈对象——H省C媒体的一位高级编辑。这也是他在本文研究的跨国采访行动中反复向记者强调的核心观点。 受资金、人力等限制，我国地方媒体难以长期派驻驻外记者，只能根据宣传报道情况，从媒体内部临时抽调记者赴海外完成采访任务。这些记者通常被称为空降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他们往往缺少跨国采访经验，没有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不熟悉异国他乡的文化知识，在现场用于采访的时间也非常紧张(唐佳梅，2016)。面对缺乏跨国社会网络、跨文化能力等挑战，尽快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建立关系，成为推动国际传播顺利开展的一项基础工作。 近年来，为在复杂舆论环境中讲好融通中外的中国故事，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逐渐加大在国际传播的重要节点安排记者空降至海外采访的力度。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例，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遇‘建’天下”主题报道中，派记者采访阿尔及利亚工程师、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台主播、斯里兰卡马术骑手等不同文化和职业身份的外籍友人，邀请其从个体视角讲述“一带一路”倡议对其生活带来的变化；地方媒体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江苏广电总台、新疆日报、澎湃新闻、长江日报等也结合自身地方特色组织记者开展跨国采访。这些跨国采访经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却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聚焦重大主题宣传报道跨国采访中，中国记者如何接近受访者并与之建立起友好交往关系，进而通过合作完成中国故事的讲述。 二、文献综述 (一)跨国采访中的记者角色及实践困境 关于记者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社会角色，学界已有丰富讨论，包括监督者(如“看门狗”“扒粪者”)、喉舌、倡导者等多元角色(单波，张洋，2020；张桂芳，2019)。相较之下，有关跨国采访中记者角色及其实践困境的研究仍不多。甘国华和赵庆生(1999)曾以北约轰炸驻南大使馆为背景，讨论中国驻外记者向战士和战事分析家的角色转换。张洋(2020，2022)则探讨了中国战地记者的角色隐喻和中国驻外记者的角色认同等问题。 这些年来，传统新闻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经营困境与技术冲击，跨国采访行动多由空降记者完成。此举既可以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助力媒体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也可令地方媒体避免同质化报道，创造差异化与特色化国际报道(唐佳梅，2017：9-11)。然而，空降记者的新闻实践常被批评。在本地记者眼中，空降记者是“局外人”，其报道缺乏深度且易引发文化冲突(Bunce，2010)。比如CNN记者克拉丽莎·沃德(Clarissa Ward)被美国媒体塑造成“明星记者”“孤胆英雄”等角色形象，但其在缅甸和阿富汗的报道实则忽视了当地社会动荡的结构性问题，带有媒体帝国主义倾向，引发了激烈争议(Brooten & Ashraf，2025)。空降记者还容易将地方事件简化为全球性议题(如人权和难民危机)，并采用英雄与反派、受害者与加害者等二元对立叙事，导致报道刻板化(Brooten & Verbruggen，2017)。针对中非记者的深度访谈也显示，双方因文化差异和地缘政治压力，均未能全面呈现中非多维度的合作关系(Otto & Meyer，2012)。社会效应上，空降记者的报道不仅难以发挥国际冲突预警角色，反而可能加剧矛盾。例如，比较CNN与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研究发现，空降记者的报道会降低公众信任，其中的刻板印象可能导致冲突两极分化(Musa & Yusha'u，2013)。Charles(2019)也指出，相较于在战争中积极参与反暴力行动的本土记者，空降记者的“专业主义”使其在战争报道中仅能对冲突做表层描述，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提升报道质量的关键在于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互动，而空降记者的工作特性恰恰使其难以建立并维系这类关系。张洋(2023)指出，相较驻外记者，空降记者获取新闻线索主动性较弱，报道质量与平衡性也难以保障。一些空降记者虽人在国外，但往往游离于真正的新闻现场之外，通过在宾馆中编译二手资料来制作报道，这种行为常被批评为“观光客记者”“宾馆编辑”(唐佳梅，2017：69-75)。还有部分空降记者带着预设的故事框架前往现场，被指责是“制造新闻”而非“报道新闻”(Palmer，2018)。但回到新闻传播的具体实践中，空降记者已是跨国采访、国际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后续研究需要从业务批评更多转向路径突破，比如，提升跨国采访记者的自我角色探索和跨文化调适能力，进而化解他们的实践困境。 (二)跨文化关系视角下的记者采访研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聚焦人际交往的研究依据参与者数量，将人际关系分为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即双方参与)和三元关系(triadic relationship，即三方参与)两类不同的关系结构(Hill & McGrath，2008；Shemer，Shwartz-Ziv & Nadan，2022)。关于记者关系构建的既有研究主要围绕“记者-消息源”或“记者-协助者”的二元关系展开。 记者与消息源的二元互动关系研究多关注在国内进行新闻采集的记者。研究发现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可分为决斗式(dueling)、舞蹈式(dancing)和主导式(dominating)三种(Carlson，2009)。双方的关系类似“拔河”，处于动态变化的权力平衡下(Davis，2009)。还有研究发现，记者和消息源构成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既存在互惠依赖关系，也有双向权力关系，双方共同解读信息并塑造新闻内容(Berkowitz & TerKeurst，1999)。 记者与协助者的二元关系研究中的记者既包括长期驻外记者，也包括空降记者。为应对跨国采访困境，大型国际新闻机构常聘请具备新闻专业知识、语言能力或有当地社交网络的人来协助记者，在既有研究中通常被称为本地助理(fixer，又译为本地协助者或新闻助理)，多为当地新闻学专业的学生、本地报社记者等(Paterson，Andresen & Hoxha，2012；唐佳梅，2017：26)。首先，就双方的职业分工，Palmer等(Palmer & Fontan，2007；Palmer，2018)研究发现，中东地区的本地助理承担着翻译、采访安排、安全评估和信息核实等重要工作，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还是文化差异的调解者，帮助记者理解当地环境及局势。其次，双方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也是研究焦点之一。全球报道中心(Global Reporting Centre)调查显示，空降记者通常来自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机构，相较本地助理，其拥有更多决策权和控制权，这种源于历史殖民关系的不平等在当前全球新闻生产的整体结构中持续发挥负面作用(Plaut & Klein，2019)。跨文化关系视角下，双方都会影响新闻生产。一方面，本地助理所持的文化价值观可能会影响信息筛选与解读过程，从而间接影响新闻内容。比如，驻华外国新闻机构中的新闻助理(也称“中方秘书”，简称“中秘”，后改称“中方雇员”，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作为文化中间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依托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中介着驻华记者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钱进，2014)，并通过往复转译本国文化和外媒立场，构建起跨文化协商与调解的空间(吴梅红，姜飞，2021)。另一方面，外国记者可能以“外来者”的角色对本地助理发号施令，将其视为工具而非合作伙伴。如针对战争报道的研究指出，本地助理常在“满足记者需求”与“保持新闻准确性”之间挣扎，甚至迫于压力提供偏颇信息(Paterson，Andresen & Hoxha，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