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究竟如何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选定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分别作为中文和英文文献数据库。限定文献发表时间为“双减”政策颁布的2021年7月24日及之后。首次检索时间为2024年2月，最后检索日期为2025年10月23日，研究确立了以下文献筛选标准(见表1)。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总量为23篇。

　　

　　二、“双减”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的基本样貌

　　经由系统性文献分析，可从已有文献中提炼出关于“双减”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的若干总体趋势。

　　一是学生参与学科类培训的总时长及比例均显著减少。关于学生参与学科类培训的总时长，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绝大多数学生校外培训时长较“双减”前减少了50%以上[1]。有研究进一步指出，2021至2022学年，学科类校外培训时间减少50%以上的学生占比85.99%[2]。在学生参与学科类培训的比例方面，据2023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3个区县的调研结果可知，“双减”后未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学生占78.69%[2]。同年，中国儿童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东中西部11省12市仅有接近20%的受访学生参加了学科类校外培训，而未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约占60%[3]。

　　二是中小学生家庭学科类培训支出总体明显下降。2022年覆盖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152个地级市的调研结果显示，12.75%的家长表示家庭教育支出下降50%以上，7.16%的家长甚至表示下降了80%以上[4]。具体到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方面，2023年，在东中西部6省30区县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93%的家长表示“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在家庭校外教育投入的占比明显减少[5]。

　　三是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在短时间内显著收缩，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数量明显减少。

　　四是学科类培训行为以多种隐形变异形式转入地下。隐形变异情形主要表现为“上天”“入地”“穿马甲”。其中，“上天”是指学科类培训以线上形式隐秘开展，“入地”是指培训场所由培训机构潜移至咖啡馆、自习室等，“穿马甲”是指打着“游学研学”“高端家教”“众筹私教”等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6]

　　五是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迅速崛起。截至2024年2月，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登记在案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达10.31万个。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升温”的重要动因在于非学科素质在中考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日益提升。如山东省自2022年起将艺术类科目考核纳入中考考生录取限制条件，又如广东、山西、江苏等省份不断探索中考体育评价模式，提高中考体育科目分值占比[7]。

　　六是区域及群体间的新型补习鸿沟开始浮现[6]。“双减”政策作用于多元社会群体所引发的差异化效应是催生新型补习鸿沟的深层动因：“双减”后大中城市的校外培训市场通过以隐形变异形式转入地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存续。而在小城镇及农村，由于生存条件欠佳，校外培训市场难以成型[8]。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家庭在新型补习资源获取优势上更加不如大中城市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这种劣势将经由考试机制转化为其子女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弱势，加剧了城、县和村之间布迪厄式的教育不公[9]

　　三、基于多元政策目标及受众的“双减”实施效果评价框架

　　为客观评价“双减”下的校外培训治理成效，应跳出单一群体视野局限并构建立体式的多维评价框架。从政策目标及政策受众维度出发，本研究构建了“双减”下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的多维评价框架(见图1)。

　　

　　图1 基于多元政策目标及受众的“双减”实施效果评价框架

　　四、校外培训治理的显性与隐性目标达成度

　　(一)显性政策目标总体得以实现

　　在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和有效整治培训市场乱象方面，2022年2月，校外培训机构“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已达100%，预收费监管基本实现全覆盖，所有省份均已出台政府指导价标准[10]。2023年7月，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正式上线，配套推出“校外培训家长端”App，实现对校外培训的全方面、全流程监管。在从严审批培训机构方面，就“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刚性要求而言，各地较好达成了学科类培训机构及从业人员数量显著压减、学生参与学科类培训时长有效减少、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明显降低等主要目标。在强化常态运营监管方面，《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专项规范性文件对培训的内容、时间、收费、师资等划定明确标准并进行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制度在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