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西方主要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在此背景下，国际经贸和区域合作遭遇严峻挑战，包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尤其是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不仅会直接加剧贸易摩擦、提高供应链中断风险，更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割裂，阻碍跨境投融资和资本配置，引发资产价格剧烈震荡，最终危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由于各国在大宗商品、战略能源和资产市场上紧密相依，地缘政治事件（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伊以冲突、柬泰冲突等）的影响远超出冲突双方内部，具有显著的全球性溢出效应（郭文伟和罗胜涛，2024），表现为地缘政治风险波及他国宏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场稳定，甚至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Wang et al.，2025）。例如，俄乌冲突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峙，其不可避免地对东北亚安全态势、大宗谷物和矿产能源价格产生外溢作用。当前，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中东冲突持续恶化、中美围绕“全球南方”博弈深化的背景下，局部地缘政治风险的外溢不仅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更增加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还加深政治对立，促使盟伴关系“阵营化”、贸易关系“武器化”、利益冲突“泛价值观化”演变，使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地缘战略竞争的焦点。政策制定者不能无视地缘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及其经由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网络产生的跨境溢出效应（Zhou et al.，2025）。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亟需重视地缘政治衍生的金融风险，迅速识别、精准测度并有效缓释地缘政治溢出风险。值得关注的是，Caldara and Iacoviello（2022）基于文本分析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eopolitical Risk，GPR），为深入理解地缘政治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准确识别风险在跨行业、跨国间的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并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栾稀等，2024；Gopinath et al.，2025）。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来以来各国不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步伐，跨境资本流动成为发展中经济体汲取技术、融通资金的重要载体，也是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的关键路径。然而跨境资本流动在带来“鲜花”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厄运”，尤其是大幅、快速的跨境资本涌入、涌出，往往会对东道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巨大压力，并成为货币金融危机“导火索”（Hutchison and Noy，2006；Zhang et al.，2024）。譬如大量外资涌入（Surge）会推高本国资产价格、放大企业抵押能力、扩张银行信贷能力，造成市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旦风吹草动，大量外资突然停止流入（Stop），则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企业抵押物缩水、银行不良资产膨胀，就此埋下银行危机隐忧（Joyce and Nabar，2009）。在外资涌入涌出之际，国内资本也会望风而动，出现资本外逃（Flight）或回撤（Retrenchment）现象（Rothenberg and Warnock，2011）。Forbes and Warnock（2021）对1985年至2021年全球59个经济体的统计分析发现，四种极端资本流动形态在样本中占比介于11.4%～13.8%之间。既然有如此数量的极端资本流动，那其背后的动因有那些？Fratzscher（2012）运用因子模型对2005年10月至2010年11月间涵盖50个经济体的16000支股权基金和8000支债权基金高频跨境流动数据分析后发现，“推动”因素（Push factors，如全球流动性、恐慌指数）在危机期间是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力量。当全球流动性增加时，Surge和Flight的概率增加，Stop和Retrenchment概率降低，而特定国家“拉动”因素（Pull factors）则在2009至2010年期间主导全球资本流动形态。不过Forbes and Warnock（2021）发现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极端资本流动事件发生频率不升反降，即便新冠疫情蔓延其下降态势依然持续，然而驱动极端资本流动的“推动”因素（如全球风险、经济增长）不再显著，而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增强。De Crescenzio and Lepers（2025）基于47个经济体月度高频资本流动数据的研究发现，疫情前的脆弱性等“拉动”因素以及疫情特有因素是导致极端资本流动差异的关键。这些研究昭示着一个重要的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极端资本流动受特定国家“拉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拉动”因素如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债务规模、汇率制度、贸易开放度、资本流动程度已经被广泛研究（刘莉亚等，2013；Dahlhaus and Vasishtha，2020），通常认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短期政府债务次之，货币层面因素影响最小（Fratzscher，2012；郑璇，2014）。然而现有研究只限于经济因素，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对极端资本流动的影响。事实上，地缘政治风险往往影响一国主权信用评级、企业资本结构、汇率波动等因素，进而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利用44个经济体1985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构建风险传染网络，采用弹性网络收缩技术考察地缘政治风险在经济体间的溢出特征和变化规律。第二，基于月度资本流动数据，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对跨境极端资本流动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思路上，本文将弹性网络收缩技术应用于高维VAR模型的参数估计，有效量化地缘政治风险的溢出效应，为精准识别地缘政治风险在经济体间的传染路径提供思路。（2）视角上，本文突破了传统分析的局限性，将地缘政治风险溢出纳入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地缘政治风险对资本流动的深远影响，因而拓展了现有研究视野，为防范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提供科学依据。（3）方法上，本文使用的弹性网络收缩技术结合了LASSO方法和岭回归方法，通过施加惩罚函数筛选关键变量而显著压缩模型维度，从而有效缓解传统VAR模型中变量过多导致的“维度诅咒”问题。 全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地缘政治风险溢出效应的测度，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部分从地缘政治风险传染、跨境极端资本流动的识别与驱动因素，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与极端资本流动之间关系这三个视角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旨在明确当前研究的进展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一）地缘政治风险传染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空前上升，大国竞争的角力点日益扩大，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不仅推高了地缘政治风险水平（Geopolitical Risk），还加剧了风险在不同经济体间的蔓延与传染。Caldara and Iacoviello（2022）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与战争、恐怖主义及任何影响国际关系和平进程的国家与政体间紧张局势相关的敌对事件的征兆、产生和升级”。地缘政治风险的本质是相关利益主体对关键地理位置或战略资源控制权等的争夺（Li et al.，2022）。这种竞争不仅涉及直接利益相关方，甚至还会波及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为了稳定全球战略布局和扩大区域影响力，第三方或是直接干预他国政治决策，或是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支持、外交压力等方式拉拢或威胁目标国家，促使其政策利益向干预方国家倾斜，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诉求。这种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干预行为，不仅加深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传染效应。地缘政治风险传染通过抵消经济政策效果、恶化投资环境、扰乱商品和金融资产价格等方式给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稳定性构成威胁（Gulen and Ion，2016）。而且领土接壤、首都距离更近、区域风险密集的经济体之间更容易发生地缘政治风险传染（Balli et al.，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