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发布，该意见指出，要“以完善公司治理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企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摆脱落后局面，各行各业涌现出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企业，其发展历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缩影，企业的奋斗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宝贵财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确立根本的遵循原则，中国式企业管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实践载体。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构建既适配于中国本土特色、又兼具国际竞争力的管理范式，是既关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又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 既有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实现路径进行详细梳理(裴长洪和刘洪愧，2022[1]；蔡昉等，2022[2]；洪银兴，2022[3])，并归纳了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经验(苏勇和段雅婧，2019[4]；席酉民等，2020[5])。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后，面对“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特征，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特性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路径有待进一步明确。 鉴于此，本文遵循“情境解构-特性提炼-行为分解-目标落地”的逻辑，首先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及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发展需求出发，剖析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客观情境，明确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特性。其次，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本文明确了中国式企业管理的“多驱”行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作用，确立了五大推进路径。最后，本文阐明中国式企业管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路径所能达成的具体结果。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潜在贡献，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构建中国式企业管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有效论证了中国式企业管理构建的必要性与要点；在实践层面上，对已有的中国式企业管理范式进行提炼，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企业提供可参照的实践路径，切实推动企业管理效能转化为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二、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特性 中国式企业管理是在中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管理模式，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特性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本土管理实践等方面，分别塑造了政策导向性、文化根植性、社会主义属性的内嵌性、中西融合性。 1.中国式企业管理的政策导向 在中国式企业管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离不开外部政策的引导与企业的主动响应。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国内的企业管理经历了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对其进行反思的过渡，当时国内的企业管理理论主要是在高度集中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的，侧重于探究企业内部有关生产管理的问题，为中国式企业管理贡献了实践经验，如：大庆油田提出岗位责任制，实现岗位责任与权益的绑定；《工业七十条》为工业企业确立了基本的管理条例，涉及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与工资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方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企业理论50年”课题组，1999)[6]，“鞍钢宪法”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体现了民主化管理思想，也是对中共八大决定实行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的响应；“一改”是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在此过程中，鞍钢也涌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管理办法，如：技术表演赛、“一条龙协作赛”等；“三结合”是促进工人、技术人员与干部的结合，上述举措缓解了各管理主体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利于促进合作达成(高良谋等，2010)[7]。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步阶段，企业管理自觉与规范化由政策与理论驱动，受外因引导(李培挺，2022)[8]，但也不乏初具创新意识的企业开始探索改革之路，制造业领域涌现出一些先行者，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最主要的转型方向是市场化，企业内部变革在战略、生产、财务等方面展开，如：首都钢铁公司落实经济责任制，进行数据管理；上海机床厂实施目标管理，开展多品种小批量生产(首都经贸大学“中国企业理论50年”课题组，1999)[6]。 从1984年开始，国家初步实施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同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点强调改革要提升企业的经营活力，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1992年国家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政策的出台为激发企业活力、提升管理效能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在上述背景下，一批独具创新意识的企业开始探索改革之路。企业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需要增强管理自觉与规范化(李培挺，2022)[8]。在市场化大趋势的影响下，如何有效调整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使组织效率有效提升，组织管理更加科学合理，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很多本土的制造业企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管理之道。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采用“集中一贯”综合管理的管理模式，提升组织管理效率；邯郸钢铁厂实施有效的成本管理法，模拟市场核算(首都经贸大学“中国企业理论50年”课题组，1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