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代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其运用于基层治理实践、探索基层智能治理新路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1]70基层智能治理是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结合的产物，具体是指在街镇、社区、村居等基层治理单元，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智能技术，通过算法驱动、智能决策、多元协同、精准服务，实现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效能提升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自基层智能治理产生以来，各地纷纷探索对算法的引领、规制、创新，涌现了一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实践范例。如北京的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平台“AI小和”、上海的党建引领智能化治理系统“社区通”、杭州的党建统领整体智治体系、广州的“一平台两载体”智慧党建矩阵、深圳的“党建+科技+治理”基层治理实践、成都的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实践、重庆的党建统领基层智治实践等。 然而，与各地广泛开展的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建引领实践相比，学术界的研究明显滞后。由此，本文运用党建引领、数字领导力等理论工具，结合基层智能治理场景提出“党的数字领导力”这一新的解释概念，系统阐释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建构逻辑，剖析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运行的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的优化路径。本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为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实践上可以为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围绕基层智能治理这一主题，学界主要有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对策性研究三种研究思路，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这一命题提供了研究基础。 (一)文献回顾 一是基层智能治理的描述性研究，主要围绕概念、特征、困境、价值、要素、逻辑等方面进行探讨。针对基层智能治理的概念，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通过大数据、算力、算法等资源的创新应用精准地把握社情民意、感知社会风险、提升治理效果的技术赋能治理方式[2]。针对基层智能治理的特征，学者们分别从治理结构的拓扑化[3]、治理生态的系统化转型[4]、治理主体的非均衡参与[5]、治理要素的整合共振[6]、治理方式的协同式重塑[7]等方面进行了阐释。针对基层智能治理过程中的困境，既有研究主要从治理理念、制度体系、治理机制、基础设施、公民参与[8]以及技术异化[9]、伦理道德[10]、权益保障[11]、数字悬浮[12]、“局部空转”[13]等方面进行了剖析。针对基层智能治理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它的价值在于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回应基层治理中复杂的信息需求，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度和前瞻性，重塑基层治理权责分配的逻辑[14]以及融合基层治理行为，扩充基层治理主体，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增强基层治理效果[15]。针对基层智能治理的要素，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从数据、算力、算法、智能解决方案[16]13以及主体、链条[17]等维度进行了阐释。针对基层智能治理的逻辑，既有研究主要从理论[18]、实践[19]、制度[20]以及结构、过程、功能[21]等方面揭示其逻辑理路。 二是基层智能治理的解释性研究，主要围绕基层智能治理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层智能治理何以产生效能悖论两个问题展开。针对基层智能治理何以提升治理效能这一问题，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从赋权机制、赋能机制、赋智机制[16]26、线上线下融合机制[22]、场景驱动机制[23]、复杂性的数字化约机制[24]、技术与制度的交互机制[25]、平台化的条块统合机制[26]、公共性再生产机制[27]、行动网络构建机制、网络行动塑造机制、新规则建立机制[28]等方面进行具体解释。针对基层智能治理何以产生效能悖论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技术理性与行政理性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形成自我强化系统的生成机制[29]；数字化建设中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的双重负担、数字素养约束与技术功能内卷的张力、运动式治理范式与数字控制的合力等三者的叠加效应[30]；信息赋权与信息秩序、信息过载与信息识别的张力以及纵向信息能力与横向信息能力的失衡[28]等方面揭示基层智能治理何以产生效能悖论的机制。 三是基层智能治理的对策性研究，主要围绕问题型对策、方向型对策两个维度展开。关于基层智能治理的问题型对策，既有研究主要从数智党建赋能困境[31]、数字形式主义困境[32]、数字负担困境[33]、算法伦理困境[34]、算法规制困境[35]、数字协同困境[36]、多元共治困境[37]、数据和代码的秩序风险[38]、信息流动困境[39]等多个问题面向提出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关于基层智能治理的方向型对策，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基层智能治理的未来方向需要从法律规制、制度安排、政府结构、技术应用、技术执行[40]等多个层面持续探索；需要强化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促进线上和线下治理系统的有机结合，构建行之有效的公共数据共享和开放制度，强化数字治理的法治供给[14]；需要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创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协同机制，增强基层治理主体的数字能力，完善基层数字治理的应用场景[41]。 回顾既有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基层智能治理的内涵、外延、方向、路径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为理解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建构逻辑与优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素材。 (二)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基层智能治理的广泛开展，把党建引领嵌入基层智能治理场景进而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成为各地政府需要破解的时代课题。与实务界的创新实践相比，学术界的研究明显滞后，目前尚未对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这一全新命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存在两个亟待探讨的核心问题。一是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的建构逻辑是什么？如何基于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进行阐释？二是当前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党的数字领导力运行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如何在基层智能治理场景中更好地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