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一种对自由的理解源远流长，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首先，它把自由理解为意志自由、内在自由，似乎自由只是人的一种主观意志或内心体验。其次，它认为自由是个人单独拥有的，类似主权，不涉及他人。阿伦特的自由观与此迥然不同。阿伦特更强调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自由即政治自由。自由就是自由行动。与此相关，阿伦特还从交往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认为自由是“主体相互共同行动的自由”“人只有在非主权的前提下，才能被赠予自由，这是人生存的特性”①。这样，自由必然不能离开交往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一个人首先必须在政治公共性领域内与其他正在行动的人们共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才可能获得自由。”② 一、自由就是政治自由 关于自由，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有这样的表述：“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身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③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他人的强制和自己的强制。超越了这三种制约因素的人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这也是阿伦特理解的政治活动的根本特征。阿伦特对“自由”的理解根本上植根于其对“政治”的理解。阿伦特断言：“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④ 相似的观念还见于阿伦特的其他论著。比如在《自由与政治：一个讲座》中，阿伦特反复强调：“谈到政治，就不能不谈自由；同样的，谈到自由，就不能不谈政治。”⑤阿伦特充分意识到这种对于政治和自由之间关系的理解，与人们的通常理解不符，甚至正好相反：“我们通常并不理解政治和自由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相互联系，并且我们经历的恰是与此相反的经验：只有在结束政治的地方，才开始有自由。”⑥ 这个关于自由的界定从方法上看是否定性的，即着眼于自由不是什么。首先，自由不是必然。自由意味着超越必然，也就是超越生物需要的控制。自由的这个特点与行动和言说即政治实践完全一致。其次，自由不是强制，包括别人对自己的强制，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强制。阿伦特对“自己对自己的强制”没有做具体解释，但笔者猜测是指人身上的非理性情感、欲望等对自己的控制。一个人如果被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控制，那么他同样是不自由的(即使在不存在他人强制的情况下)。人是一个矛盾体，当他被自己身上的自然属性控制时，他就是不自由的⑦。最后，统治人和被人统治都是不自由的。被人统治是不自由的，这点不必说也能理解，但为什么说统治人也是不自由的？其实，这个观点是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由观的继承。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生活胜过做若干奴隶的主人，这是确实的。管理奴隶——对奴隶实行专制——不能称为光荣；在日常的鄙俗事情上发号施令也未必能表显多么高尚的才德。”⑧亚里士多德这里说的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关系，而不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属于前政治现象，而在前政治活动中是不存在自由的。“希腊文中的‘政治学’这个词是以自由为核心的。这里的自由，在消极意义上被理解为不受统治或不去统治，在积极意义上被理解为只能由复数的人所创造的一个空间，其中每个人都是在同侪之间活动。……统治他人的人确实比被他人统治的人更快乐也更令人羡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行为准则上有所区别，但统治者绝不是更自由的那一个。统治者也仍是在一个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中活动。”⑨原始部落社会、家庭私人领域，甚至现代消费社会这个伪公共领域，都属于没有自由的空间，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包括统治者，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也处在这个空间中。这强有力地表明阿伦特自由观的另一个重要内涵：自由不是一个人的排他性主权，也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自由离不开平等、复数的人们所组成的公共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的交往对话(言行)活动。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自由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于人的复数性中；第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不但一个人没有主权意义上的自由，而且一个群体也是如此。阿伦特说：“一个群体或政治体的主权就如同个人的主权那样是一种幻觉，因为只有当许多人表现得好像他们是一个人，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一个时，它(主权，引者注)才会出现。”⑩奉行无差别主义、所有人都成为劳动动物的大众社会，就是一个千人一面的、没有自由的社会。“在每个人都在做同样事情的地方，即使没有直接受到胁迫或强制，也没有人自由地行动。”(11)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主权不能共存。“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有组织的群体，当人们想要成为主权者时，他们必须废除自由。但如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他们必须放弃的恰恰是主权。”(12) 从历史上看，上述阿伦特的自由观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在《政治的应许》中，阿伦特指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只有城邦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才有政治，因为人的组织五花八门，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非政治性的。希腊语politikon(政治)的词根是poli，它也是所有欧洲语言中“政治”一词的起源(13)。“politikon是一个适用于城邦组织的形容词，它并不能指称人类共同生活的任何形式，而且亚里士多德确实不认为所有人是政治的，也不认为无论人们生活在哪里，都会有政治，也就是说，有一个城邦。”(14)奴隶和异邦人(比如亚洲人)就没有生活在城邦中。当然，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组织形式的评价是不同的，他认为，“组织起来的城邦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高形式，因此是某种特别彰显人性的东西，既有别于诸神，也不同于动物”(15)。诸神能够完全“自由”和独立地存在，因此，其“自由”缺乏复数性和公共性，不是世俗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动物的所谓“共同生活”即使有“自由”也不过是出于生存需要，不是政治性的。城邦的共同生活和其他形式的共同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由的生活，“自由地存在与生活在城邦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是一回事”(16)。 城邦是自由的政治空间，或者说是政治自由的空间构架，它为政治自由所必须，但却并不为物质生存所必须。“无论谁离开城邦或是被驱逐出城邦，他失去的都不止是自己的家乡或祖国，他还失去了可以拥有自由的唯一空间，他失去了与平等者之间的交往。但就生存以及获得生存必需品而言，城邦决非必须或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它更多的是一种障碍。”(17)这样，政治就不是什么为了保护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生命安全而设立的“必要之恶”(这是现代主流政治理论的观点)。政治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就是自由，也就是政治本身。“政治确实不是某种必然之物，既不是人性无可否认的某种需求，如饥饿或爱，也不是人类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某种制度。事实上，只有在物质上之必须和身体上之野蛮武力终结之处，政治方才开始存在。历史地看，这样的政治，其存在如此之稀有，只在如此少的地方存在过，只有少数几个伟大的时代懂得政治并将政治变为现实。”(18)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应该也是在阿伦特心目中——真正的政治是非常高贵和罕有的东西，它只存在于“由历史之好运所成就的屈指可数的庄严杰作”中，“只有在这些杰作中，政治的意义，包括其利弊得失，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现”(19)。在这样的罕见时代，政治的标准得到设定。政治是极为常见和普通的，只要是有公共空间和复数之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因此政治不是什么政治家或政客的专属事务，而是每一个公民的事务；但政治又是非常稀有的，因为任何不是以自由为目的的活动都不是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