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能时代的民主是“新瓶旧酒”吗 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保护公民权利，让公民意志体现在公共生活中。而将公民意志真正转化为现实政治安排，必须依靠具体、适宜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便是公民参与。在中国，这一理念被深刻凝练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不能仅体现在选举投票，更应贯穿治国理政各环节，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公民参与顺利与否，尤其是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关涉民主的生命力。公民参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的意见和意愿能否顺利表达且加总为社会偏好，并进入公共政策过程成为政策起点，是衡量民主质量的判断标准。因此，如何在超大规模型社会中，借助数字化浪潮下的技术赋能拓展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能，从而更好地践行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前沿议题。 不同社会在公民参与上的差异化制度设计与实践模式构成了民主范式的多样图景，但制约公民参与的关键变量取决于公民获取与处理公共信息的能力和可能性。超大规模国家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信息交换问题，是关乎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①今天，人们更能理解“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根源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结构”②，公民能否进入公共领域形成偏好并有效表达，依赖于社会信息的可达性、对称性与流动性。对中国而言，探索信息技术革命如何赋能民主实践，使其更好体现“全过程”特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嵌入这种历史逻辑之中，仰赖于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过程③，信息分布不均会影响权力结构与民主质量。④可以说，信息传播媒介的历史演变与国家政治理念的生成逻辑始终存在辩证关系。⑤信息流动模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并持续塑造民主的形式与结构。 在古代雅典城邦，小国寡民的环境促成面对面低成本的信息流动，进而能实现直接民主；在古罗马共和国，广土众民的社会现实使得信息流动难度陡升，进而催生代议民主的萌芽；在近现代，印刷术与报刊降低了广土众民条件下的信息流动成本，推动了代议民主的制度化；在工业社会，大众传媒与交通条件的进步提升了信息流动的时效性，使得大规模政党动员和公众政策参与成为可能；及至20世纪后半叶，以计算机、互联网诞生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到来，社会信息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社会信息垄断被打破。公民通过网络能够实现较充分的意见表达(即网络意见表达)，公民参与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相较于工业时代，网络意见表达虽在信息流动的速度与范围上实现了跨越，但在参与上仍深受工业时代的中心化与周期性制约。一方面，信息传播虽突破了地理边界，但公民参与仍局限于在周期性选举和议会辩论的制度框架内，公民的意见表达大多仍是由政府滞后被动响应。另一方面，互联网虽打破了传统权力的信息垄断，却未能真正实现广大民众平等、持续的深度参与。因此，信息时代的公民参与及其意见聚合机制仍是工业时代的技术性延伸，而非范式上的根本转变。 在当代，随着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数字化转型，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信息流动模态，为公民意见表达与公共议程设置提供了新条件，进而正解构工业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范式。⑥在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中，公众常感到被代表却无法被真正听见，公民参与和表达的渠道虽日益多元，但表达的结果却愈加被质疑。智能时代的到来表面上似乎是基于信息时代技术工具的延续与强化，但实际蕴含着质的不同。如果大数据为算法推荐提供了信息资源，人工智能赋予其分析与预测的能力，那么算法推荐正是二者结合后主导信息分发的新机制。这意味着信息流动不再仅仅是“快”与“广”的问题，而是进入了“精准”与“实时”的全新阶段。公民与政府、社会群体彼此间的政治互动，正由间歇性、滞后化表达转向常态化、即时性互动。甚至，公众的情绪与态度都能通过点赞、转发、收藏等标签化形式广泛传播并形成“公意”，公众往往无需明确申明便已显现出“不自觉”(No-Attitude)⑦的特定立场。日常生活中的图像发布、社群互动和行为轨迹等多模态数据，也能从不同面向呈现公众的个体或群体偏好。 随着信息获取成本的下降与渠道的拓展，社会成员的知情程度与互动广度同步提升，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随之扩展。因而，理解智能时代的民主治理，需要抓住“信息流动性”这个枢纽变量，考察其如何通过改变议题生成与意见聚合的方式，进而影响民主参与的门槛、质量与结果。由此，当民意随着数据流无处不在，智能时代的公民参与将呈现何种样态？智能时代的技术是否只是为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民主形式再次披上了一层光鲜外衣，一如过往的技术革新那般？智能时代的民主是“新瓶装旧酒”吗？智能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如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提供新的技术路径和理论可能？本文旨在讨论智能时代的信息流动模式演进如何重塑公民参与方式，并推动意见聚合机制流变。这就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信息流动模式如何影响公民参与来考察和审视历史，前瞻性把握智能时代的意见聚合机制演进与建构逻辑，从而为中国在智能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前瞻性的学理思考。 二、信息流动视角下公民参与的发展和演进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抑或政治制度，公民参与的具体方式总是随社会规模的变化、信息的媒介和流动模式的演进而持续演化。理解意见聚合机制的变化，需回到公民参与的历史流变中，重新检视社会信息流动这一关键变量。根据唯物史观的逻辑，作为上层建筑的公民意见聚合机制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建构，而信息流动模式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通过影响公民参与进而建构了意见聚合机制的底层逻辑。因此，信息流动模式实际上是决定社会意见聚合机制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作为主线串联起了意见聚合机制历时性演进的莫比乌斯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