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1年第一次阐述自己的“同一哲学”时，谢林就强调，“自己多年来视为真正哲学的唯一一门哲学”，也就是“绝对同一性哲学”，之前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阐述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参见谢林，2023a：3)如果说“同一哲学”可以以这两个不同方向来进行阐述，那就意味着它并不在这两个方向“之上”或者“之外”，而是意味着这两个方向与之是一种内在关系。但“先验哲学”自身如何“内在于”同一哲学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对同一哲学的“前史”①的回顾中，谢林认为，如果说先验哲学所要寻找的本原是“有限事物(经验)的可能性”的本原，那么在费希特的“自我”或者“自我性”(Ichheit)中，这一本原已经以“最为完满且最为透彻的方式表达出来”。(参见谢林，2017：103)但在“同一哲学”中，谢林则强调，要达到“绝对同一性”的立场，理性就要“全然从作为思想者的主体中被抽离出来”(谢林，2023a：11)。此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先验哲学确为同一哲学的内在阐述方向，那应如何调和先验主体的“自我性”与绝对同一性的“无—自我性”(去—先验性)?而在1804年《哲学与宗教》中，谢林又认为先验主体性源自一种从绝对者那里的“堕落”。这仿佛又与1801年的方案有所冲突。所以先验自我的奠基问题不仅涉及同一哲学的结构问题，也涉及谢林如何理解先验主体性的存在方式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也会反驳长久以来认为同一哲学缺乏内在结构的误解，更能看到先验自我的奠基性疑难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事关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建构”本身的疑难。总的来看，对于先验主体性如何在“大全一体”的同一哲学整体中存在的问题，在谢林的整个哲学展开过程中，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1801—1802年同一哲学体系阐述为代表的“内在化塑造”(Ein-bildung)模式，和以1804—1809年的“转向时期”为代表的“自由—脱落”模式。这两个阶段最终共同指向一个体系构造的根本性疑难。 一、先验自我的“我思”——“内在化塑造”模式 “内在化塑造”的模式要解决三个问题：1.从“先验主体性”也就是“自我”向“绝对同一性”的“抽离”式进入如何在结构上可能?否则就会堕为神秘主义。2.“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作为内在于“绝对同一性”的不同面向，如何具有连续性?3.在先验主体自身的运作中，如何在伴随着先验自我意识运作的同时，还同时存在一种对绝对同一性的潜在认识?否则对于作为“先验同一性”之结构性前提的“绝对同一性”的理解，就会成为一种“灵感”而非“科学”。对于第1个问题，谢林首先从哲学史梳理和对先验自我进行结构性分析出发进行了回答。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先验自我的产生来自实在性要素内在化塑造的失败。从先验自我的结构来看，它得以运作的前提是绝对同一性已然内在塑造入其中。 在完全围绕“同一哲学”体系撰写的“哲学史”，即1804年的《哲学导论》中②，谢林首先明确了先验主体性哲学出现的前提： 对于康德的体系和费希特的体系，如果人们不是仅仅把它们理解为独断论的对立面，而是同时从它们的肯定的方面出发，把它们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无限者和有限者之最高的、最完满的分裂，随之理解为一种最高程度的二元论，那么就会对这两个体系获得清楚得多的认识。(谢林，2017：149) 先验主体性哲学出现的历史合法性在于与独断论对立，同时其成立的代价在于构造了有限者和无限者最高的二元论。尽管谢林将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相比列，但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因为费希特的二元论完全来自他对于有限性自身本原的确立：“费希特首先通过一种绝对自由把握到了一个最初的、最高的本原行动，而一切有限者都是通过这个本原行动而被设定下来的”(谢林，2017：154)。而当一个有限性自身的本原是通过一桩同时构成它存在事实的“自由行动”得到设定之际，就意味着它自身成为了它的根据，因而有限的先验自我及其自由也就成了绝对者。而这种根据能自行闭合在自身中的前提，在于自我意识的自明性，“我能感觉到的，始终只是我的自我性，因此对我来说，自我性是一切有限性的根据。”(谢林，2017：156)谢林在此沿用荷尔德林的批判，指出“自我性”的前提是“脱离大全，孤立化”，即自我“把我自己与所有别的东西区分开”。(参见谢林，2017：156)这也就回答了第1个问题，如果说从先验主体进入绝对同一性是一种“抽离”，那先验主体性存在的前提就是它是一种从大全，也就是绝对同一性中凭着自由而孤立自身的产物。换句话说，自我意识的自明性事实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种比之更为“先验”的事实：它在整体中存在同时又凭着自身的自由脱离了整体而“自顾自存在”③。所以反过来看，先验主体性抛弃这种“自顾自的存在”的行动即为“出离”，也就是这种“进出自身”与其“自顾自存在”在存在结构上并无跳跃，这是其存在条件的一体两面。所以先验自我的存在前提即为大全一体，而返回大全一体也是先验自我得以存在的前提的另一面。 第1个问题揭示了先验主体性和大全在存在结构上的连续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作为整体的两重面向之间的连续性如何可能。在1801年的《阐述》里，谢林有一个基本的总结：“费希特会把唯心主义持守在反思的立场上，我则反过来把唯心主义的本原设定在生产活动的立场上”。费希那里的关键在于“自我是一切”，而谢林则反过来说“一切等同于自我，除了等同于自我的东西之外，无物实存”(谢林，2023a：5)。海德格尔认为，谢林所说的“自我性”其实就是自由，“一切等同于自我”就意味着“一切存在者自在存在的本质都是自由”(海德格尔，2018：181)。着眼于这里“反思”与“生产”的对立可以说：1.如果“反思”意味着把先验主体性与大全进行对立，进而意味着先验主体性“自顾自存在”的自由，那么，2.“生产”则意味着在非对立中生成复数的“自我”，即将万物“先验主体化”为能“自顾自存在”者。但这并非是将费希特式主体简单扩为泛神论的“一”，而是在“一”中生产复数的先验主体性。3.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何以作为“绝对同一性”的不同面向也就清楚了：先验哲学自身通过自然哲学提供的大全的生产模式得到了拓展，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前提，而自然哲学作为大全的生产结构，则为先验哲学进行了奠基：“我的哲学就其开端而言可以叫做‘自然哲学’，但自然哲学是整体的第一个部分或基础”(谢林，2016：127)。自然哲学的生产机制构成了绝对同一性自身以其产物而呈现的机制，绝对同一性的产物作为复多的先验主体性，则依循先验哲学或者说先验主体性的原则构成了绝对同一性自身产生的能不在大全中存在的面向。这样一来，整个绝对同一性的运作方式就是已然自身折叠化或者褶皱化，且能产生自身之差异和悖谬的复多的同一性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