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19世纪的英国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用这样的文字写下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当时欧洲带来的巨大变化，轰鸣的机器，工厂里升腾起来的蒸汽，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面貌，也是19世纪工人和资本家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丕变。当然，这种生产方式的丕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新的阐释维度。当我们把视线从工业革命的浓烟转向2023年电影《AI创世者》(The Creator)中呈现的算法社会，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三重根本性变革：全球化的空间重组、金融化的价值重构以及平台化的生产转型。《双城记》中伦敦与巴黎的二元叙事结构，恰可隐喻当代全球生产体系的时空辩证法。《AI创世者》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资本积累逻辑从地理扩张向数字拓殖的战略转向。 传统帝国主义式的领土占领，正在被数据殖民主义的新型统治形式替代。这种转变不仅重构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配置，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配方式。在金融化维度上，资本积累的重心正在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增殖。狄更斯描述的实物商品生产与流通体系，正在被金融衍生品和数据资产的抽象价值体系取代。《AI创世者》中人工智能系统所代表的不再是传统的生产工具，而是金融化数字资本的物质载体。当算法成为新的“创世者”，价值创造的过程日益脱离具体劳动时间，转向基于数据预测和算法优化的虚拟价值生产。平台化变革则标志着生产工具的所有制形式发生深刻演变。影片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对抗，本质上反映了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归资本家所有不同，数字时代的“机器”(算法系统和数据平台)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平台资本通过数据提取和算法控制，建立了一种比工厂制度更隐蔽且更全面的剥削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变革呈现出相互强化的特征：全球化使数字资本的跨境流动成为可能，金融化为数据资产定价提供机制，平台化则为全球金融资本创造新的投资标的。这种“数字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特征。正如狄更斯通过双城叙事揭示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AI创世者》则展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又阻碍了这种潜力的实现。这种悖论关系正是理解当代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技术进步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在新的维度上深化了这些矛盾。从狄更斯笔下的19世纪阶级对立到《AI创世者》中的人机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始终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展开。当前数字技术变革的意义在于，它既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资本控制创造了新的工具。这种辩证关系正是我们理解当代生产方式新变化的关键。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重组与分裂 倘若我们回溯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全球化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和大航海，实现了对零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的重组，资本主义广域的商品流通和资本输出，让原来独立的各文明，逐渐联合成为全球文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看到了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他们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①马克思在这里以英国的机器为例，实际上说明的是英国工业生产的效率和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之前的一切贸易壁垒，而大航海时代毫无疑问将世界各地在地理空间上连结为一个世界、一个地球，英国的机器生产已经不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从全球角度而言，物美价廉的商品，无疑击溃了当时东方市场上的印度和中国的商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历史组成了全球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准确地说，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了资本主义是全世界一体化的动因。他们对资本主义准确地评价道：“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由此可见，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的历史后果，不仅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殖民运动)如此，文化的全球化也滥觞于那个机器及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交换和延伸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