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纯净主义”从属于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与政治的关联引起了大量争论：谁都不会否认政治在宽泛的意义上对于他至关重要；然而，究竟如何判断政治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分辨他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厚传统的继承和批判，或多或少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讲，马克思同时引发了两种恰好相反的“失望”：想要建设国家、巩固政权的人认为，他在驳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之后似乎并没有阐述一种新的国家哲学或国家理论；想要发动群众、推翻现存秩序的人却认为，他似乎把政治当成了一座次要的舞台，在上面表演的是一群由经济因素操纵的木偶。总之，一名极其重视政治的思想家仿佛既不能满足自上而下的政治企图，又不能满足自下而上的政治企图，因而仿佛完全错失了政治。 本文无法全面考察这个问题，只能聚焦于由上述第二种“失望”而与马克思主义有重要距离的政治纯净主义：在批判和反抗时，政治纯净主义试图维护政治的自主性和政治主体的主动性，否认政治对经济等外部因素的服从。这种看法至少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源远流长，不一定与反抗相关，如当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第7页)时，他把(城邦)政治放在了人的本性或自然的层面，拒绝认为它依附于经济等。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政治纯净主义的首要体现是1789年革命以来经常与法国相联系的“高卢原则”。马克思挪用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在大革命前夕的说法，把这一原则概括为第三等级的激进口号：“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页)。两百多年来，围绕它产生了大量讨论，如今，它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迪欧(Alain Badiou)、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等激进学者②。 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来看，这可以说正是他在写于1843年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批判的东西：至少“对德国来说……局部的纯政治的(nur politisch——引者注)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同上，第14页)，因为倘若没有彻底的革命，那么任何较小的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恩格斯在晚年也宣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bloße Politik——引者注)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01页；cf.Callinicos，pp.16-17)，这些与下层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使马克思看到了经济因素的首要地位。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单纯凭借马克思或任何人的思想发展来判定政治纯净主义或任何社会事业的成败。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政治纯净主义从属于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这个更大的背景，在这一点上与欧克肖特、阿伦特等偏向保守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有共通之处。一般而言，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者持有一种对行动的看法：虽然近几百年的理性主义在科学和生产中带来了惊人的成果，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顺理成章地适用于行动或政治的领域；相反，行动不必然乃至不可能被事先拟定的，纸上推演的，经过合理计算的方案、设计或纲领所主宰，而是具有无可抑制的主动性和当下性，或者说行动的时机总是不完全按照预期、不完全符合规划的。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引述欧克肖特、阿伦特等学者，不过政治纯净主义与他们的差别在于它并没有彻底反对现代理性主义在政治中的运用，而是予以批判地接受，同时它非常注重过去的斗争经验。本文将首先结合20世纪以来的激进思想说明政治纯净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时机的理论和实践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然后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文本出发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也就是说，本文将首先正面叙述政治纯净主义的特性，然后给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二、关于行动时机的“政治纯净主义” “时机”源于用古希腊文写成的《新约》中多次出现的“kairos”，比如“日期(kairos)满了，上帝的国近了”(《马可福音》1：15)；路德把它译为“Augenblick”。这个词被从蒂利希到齐泽克的不少哲学家赋予了多种深刻的含义。不妨顺带一提，他们对时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列奥·施特劳斯关于机运(chance)的著名说法：虽然“古典政治哲学追寻的是最好的政治秩序”，但它的“建立必然依赖于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也就是依赖于“合适的质料”(施特劳斯，第35页)，即当地人的本性，而非完全取决于政治行动者的努力。在这里，被视为不可抗力的机运实际上导向了一种隐蔽而强力的辩护：不论施特劳斯所赞同的古典政治哲学在实践中多么不成功、多么有害，他都可以把责任推给机运不佳、质料不良、当地人本性不行，于是他所推崇的政治哲学本身永远是尽善尽美、无需改正的。这种源自神学的辩护不能与时机的概念混淆起来。 一般而言，只要不认同现代理性主义在政治中的运用、而是注重当下的行动，那么行动的时机总是被视为关键问题之一。就连孟子对孔子的著名称赞，即“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也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的。然而本文将表明，政治纯净主义对时机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常识性的观点，把它思辨地转化成了行动的(不)可能性条件(condition of[im]possibility)：所谓的时机表面上对于批判和反抗的行动恰好并不合适，是行动的不可能性条件，实际上这种不可能性本身却是至关重要的可能性条件。用马克思挪用西耶斯的话来讲，“我没有任何地位”正是“我必须成为一切”的(不)可能性条件。接下来将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种悖论性的、看似不合时宜的时机，同时说明政治纯净主义如何既批判地接受了现代理性主义，又把过往的经验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不过，这些不同的角度并不总是相互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