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特拉西最经典的看法，意识形态是对观念进行研究的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表明，马克思着手研究1840年代中叶德国思想界观念状况时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个冗长的副标题也彰显了马克思的雄心，他力图为这个充满生机和混乱的思想时代画上句号，为其确认最后的真理的出路。如果说，步步逼近的1848年革命在历史的客观性上终结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在思想和逻辑的客观性上成为它的终点。 马克思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他要处理的与其说是一群被图示化、标签化的思想家，毋宁说是一场快速演进、“辨识度很高”的“哲学运动”①，也即黑格尔之后最有意义的青年黑格尔主义。构成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的不是见地雷同的哲学家，而是他们之间一场又一场的来回交锋。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变革”和“世界性骚动”，连“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在这场剧烈的战争中，“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②推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最后高潮的是施蒂纳于1844年底发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引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大混战，也构成了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最主要部分“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直接动机。由于这两个关键文本未能发表，马克思只能以隐秘的方式参与这场争论。与瞩目的施蒂纳与费尔巴哈之间的论争相比，施蒂纳与鲍威尔的故事，以及马克思做出最后裁决的“圣布鲁诺”章则备受冷落。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鲍威尔并非施蒂纳著作的主角，而马克思又早已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做出了公开批判。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在1844年底《神圣家族》已经以大部头细致清算了鲍威尔，并且让作者之一的恩格斯自信地说出“鲍威尔兄弟将无言以对”③的情况下，还要在短时期内再次对鲍威尔发动批判?厘清这一问题，既有助于我们窥探青年黑格尔派战场的全貌，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马克思清算自己“哲学信仰”的历程，毕竟，鲍威尔才是他最初和最亲密的哲学导师。 一、施蒂纳的“鲍威尔批判” 鲍威尔1841年底被波恩大学停职而回到柏林，这位声名大噪的“受难英雄”很快成为“自由人”团体的领袖，在其追随者中，也包括沉默寡言的女子中学教师施蒂纳。施蒂纳很快和鲍威尔兄弟成为好友，彼此熟稔，“尤其是和布鲁诺”④。他们的友谊深厚且持久，布鲁诺主持了施蒂纳的婚礼(新娘就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扉页上那个名字：德哈尔特)和葬礼。恩格斯曾写长诗《信仰的胜利》描绘青年黑格尔派群像，鲍威尔是贯穿全诗、当仁不让的主角：“人们把布鲁诺高高抬起，他像雄鹰一般双翅频振”；而施蒂纳作为小配角只出现了三次，其中一段写道：“只见施蒂纳也来了，他是各种清规戒律的处心积虑的死敌，今天他痛饮啤酒，明天就要饮血作戏。谁向他高喊：打倒国王!他会补上一句：让法律也去它个娘!”⑤恩格斯的描述无意中预示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施蒂纳与共和主义者鲍威尔最终的分歧。 根据威德金特·德·里德(Widukind De Ridder)的研究，施蒂纳最初深受鲍威尔的影响，他非常赞赏后者把黑格尔解读为无神论者和敌基督者。⑥但从《艺术与宗教》起，施蒂纳与鲍威尔的思想裂痕开始出现，在其中，施蒂纳认为，艺术与宗教是共谋的，艺术创造对象(客体)，而宗教就存在于与对象(客体)的诸多关联中，而哲学则能摆脱对象。“理性，也即哲学的精神，它只关注于自身，且不为任何对象烦忧。对于哲学家来说，上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是中性的——哲学家乃是全心全意的无神论者。”⑦这里的“哲学家”的形象已经接近于把无当作自己基础的唯一者了。与之相比，鲍威尔的批判虽然猛烈攻击宗教神学，但他并不足够“全心全意”，因为他并不放弃客体和客观性。以与《艺术与宗教》几乎同时写作的鲍威尔的《黑格尔的宗教与艺术学说》为例，他说道：“如果我们否定了艺术的客观性和外在表象，我们就不能承认其他的客体或其他的客观性……艺术的客观性就是宗教的人性化。”⑧以自我意识之名建立起来的客观性，重新扮演了上帝和宗教的角色，里德从施蒂纳的角度评论道：“他(鲍威尔)无休止地创造和破坏宗教，只是为了重构一个新的。”⑨ 问题进入政治领域，事态就变得更加清晰和严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展开了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三部曲：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最深重也最难以察觉的压迫来自人道自由主义。本来人道主义在当时几乎特指费尔巴哈，但这节的主要对象却是鲍威尔和他的批判哲学，而且其中多处议题与马克思的关切是相同的，比如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议论，对类与群众的批判等，这些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年头和年尾两次批判鲍威尔的议题。 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的立场并不相同，这一点在《类与群众》中已有明显表现。鲍威尔批评费尔巴哈道：“真正人的东西在他那里倒成了一种他无法达到的限制，对他来说成了独立的东西或变成了教条的他的完善性，它最高只能成为礼拜或信仰的对象，而礼拜和信仰又使绝对的不完善性成了必要的，这是彼岸的王对他的诅咒。”⑩换言之，鲍威尔是意识到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所具有的先验性和彼岸性，当他说出人的本质是“信仰的对象”时，与施蒂纳指责费尔巴哈是“虔诚的信神者”已经颇为接近。但是，由于鲍威尔对利己主义，或曰特殊性的拒斥，使得他走出唯心主义的步伐并不坚定。用施蒂纳的话来说，就是“恰恰是最尖锐的批判家将被他的原则的诅咒最沉重地击中”(11)。试看鲍威尔关于解决犹太人被压迫问题的两段的论述：“如果基督教国家反对犹太人的行为根源于它的本质，那么只有在完全改变那种本质的前提下，犹太人才能获得解放，就是说，犹太人只有放弃自己的本质，才能得到解放。”(12)“基督徒的义务是真诚地承认基督教发展的结果，消除基督教并且把人(das Mensch)提高到基督徒之上，就是说，为了成为人，为了获得自由，不再做基督徒。与此相反，犹太人必须——为了人类，即基督教解体和发展的结果，牺牲他们幻想出来的民族的特权……他们必须完全消灭自己，而且必须否定犹太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摒弃他们的整个本质。”(13)鲍威尔的看法是，宗教冲突源于各宗教之间的排他性，排他性则是源于对自身特性的坚守，这种特殊主义的立场在原则上与资产阶级对财产的占有欲是相通的，都是一种利己主义。鲍威尔的意图是，清除每一种局限于某一特殊群体的独特特征，从而使最根本和普遍的人性获得解放。也就是说，犹太人的解放在于犹太人不再作为犹太人，而提升成为人。与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立场批判鲍威尔不同，施蒂纳认定鲍威尔与费尔巴哈持守同样的人道主义逻辑：“批判者仍然保持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也不超出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超出人，这样他就可以首先依据人来命名，并称之为‘人道主义者’”。(14)
